一、引子“金蟬脫殼”案：甲公司（丙公司的子公司）于1998年向乙銀行貸款1200萬元，由于經營不善，至2000年僅剩價值1000萬元的房產和少量資金，而銀行債務即將到期；甲公司遂于2000年8月同丙公司虛假簽署一份價值1000萬元的合同，然后丙公司虛假履行，從而甲公司欠丙公司1000萬元債務，經“協商”，甲公司以自有價值1000萬元的房產“抵”給乙公司，并辦理了產權過戶手續，丙公司以此房產為主要投資設立丁公司，甲公司將其主要業務和人員轉入丁公司，丁公司輕裝上陣，發展很好，而甲公司只留數人看守，僅剩20萬元的資產和1200萬元的債務；2001年1月乙銀行向甲公司起訴，甲公司申請破產。此案例是典型的公司伙同其投資著（大股東或者母公司）利用破產逃避債務金蟬脫殼的行為，使債權人（主要是銀行）的巨額債權落空，嚴重的損害的債權人的合法權利，并一定程度的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二、“金蟬脫殼”案反映出的法律缺陷我國《公司法》規定了公司的有限責任制度，限制了投資風險，極大的刺激了投資，但由于相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大量公司和投資者利用有限責任制度，惡意破產逃避債務。我國刑法涉及破產犯罪的僅妨害清算罪（第一百六十二條）：公司、企業進行清算時，隱匿財產，對資產負債表或者財產清單作虛假記載或者在未清償債務前分配公司、企業財產，嚴重損害債權人或其他人利益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該罪的法律規定有如下不足：1、犯罪主體局限：在“金蟬脫殼”的惡意破產逃避債務的行為中，常常需要外部單位和人員的“配合”，否則很難“天衣無縫”，而我國刑法只規定“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犯罪主體，將犯罪主體局限為清算公司、企業的內部人員，而沒有將與該公司同謀的外部人員作為犯罪主體，更為嚴重的是將犯罪主體限制為自然人，而沒有將法人、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因為外部自然人可以通過共同犯罪加以追究）。2、犯罪特定犯罪行為期間的局限：刑法僅規定“進行清算時”，但在實際操作中，清算階段一般處于債權人、人民法院和清算人等相反利益主體的嚴密監督之下，從中違法操作的難度較大，“犯罪機會”較少，所以意欲非法避債的公司、人員一般選擇進入清算程序之前，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的進行違法運作，所以現行法律的規定沒有充分分析犯罪的實際情況，錯誤的限制了犯罪期間，將常見的犯罪作案時間排除在外，使得刑法目的落空。3、犯罪手段的局限：惡意破產避債往往涉及許多當事人、包含很多法律關系，其作案手段也多種多樣，有本文提到的與大股東合謀以形式合法的合同非法轉移財產，也有在清算前突擊發獎金、福利，也可以以明顯的低價處理財產，而現行刑法僅規定“隱匿財產，對資產負債表或者財產清單作虛假記載或者在未清償債務前分配公司、企業財產”，種類極為有限，基本上是比較“原始、落后”的手段，根本無法調整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可能出現的日益增多的犯罪手段。以上行為由于程序繁雜，需要經過的“關節”很多，難免會被發現，為了順利進行，常常伴隨著賄賂犯罪，這也應當予以重視。4、刑罰過輕：惡意破產犯罪往往可以逃避數以億計的債務，極大損害了債權人、擔保人的利益，侵犯了小股東的利益，危害了經濟信用，特別是造成了銀行的大量呆帳，極易引發金融危機，應該是十分嚴重的犯罪，而我國刑法僅規定“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一方面對犯罪自然人的刑罰過低，無法遏止其犯罪欲望，另一方面沒有對法人、單位的刑罰，使得收益最大的當事人卻不承擔無任何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