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辭呈后遭主管侵權公司要不要承擔替代責任

案例

大學畢業(yè)的冉小姐與上海某電氣有限公司簽訂為期一年的勞動合同，從事銷售工作。合同期滿前兩個月，冉小姐向公司遞交辭職申請，但公司以冉未交還涉及公司業(yè)務的“數字顯示表”為由，沒有批準辭職申請。當晚10點，已在公司宿舍就寢的冉小姐與同住的趙小姐聽見有人敲門，趙小姐起身開門察看，認出是公司三男一女四名業(yè)務主管。他們進門后要求趙小姐離開宿舍，隨即關閉房門。趙小姐在門外聽見屋內傳來爭吵聲和冉小姐的叫聲。過了許久，房門打開，趙小姐看見房間里一片狼藉，四名主管拿了冉小姐的筆記本。趙小姐問冉小姐發(fā)生了什么事，冉小姐氣憤地說：“他們向我索要客戶資料，亂翻我的東西，把部分資料撕碎了，將U盤里儲存的信息都給刪除了，其中有我個人的照片，他們還打我，把我身上僅有的一件上衣都拉開了，我想報警，他們硬是不讓我報警。”隨即，冉小姐打電話向公安機關報了警。公安機關趕到現場詢問當事人，雙方各執(zhí)一詞。公司相關主管以冉小姐已辭職為由，堅持要求冉當即搬離宿舍。無奈之下，冉小姐深夜離開宿舍，并持公安機關開具的驗傷單到醫(yī)院驗傷。經醫(yī)院診斷，冉小姐的頭、腰背、胸背等多處軟組織受傷。為此，冉小姐將原就職公司和四名主管告上法庭，要求被告賠償醫(yī)療費692.50元、精神損失費50000元、物品損失費100元。

法庭上，原告訴稱，其系被告(公司)員工，提交辭職申請當晚，在其住處遭涉訟的四名被告無故毆打，其住處亦遭到野蠻搜查。毆打過程中，一名被告扯開其上衣，致其前胸裸露，侵犯其人身權利，理應承擔賠償責任。被告辯稱，原告辭職后，為保護商業(yè)秘密，在情勢危急的情況下，到原告處索要公司客戶資料，此屬自助行為。在與原告搶奪被告客戶資料過程中，難免與原告發(fā)生身體接觸，并非惡意，但在糾紛中沒有造成原告前胸裸露事實，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訴請。

析法

上海市嘉定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公民的人身權受法律保護。原告提出辭職是行使自己的權利，被告公司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以及勞動法規(guī)的規(guī)定依法處理雙方的勞動合同關系，被告公司向原告索要公司客戶有關資料，理應通過正當途徑。被告周某等人于夜晚10時左右到原告住處，支開同住員工，強行搜查原告物品、記錄材料以及電腦儲存信息，撕碎部分紙張、刪除部分電腦儲存信息，與原告發(fā)生沖突，具有明顯過錯，侵犯了原告人身權利，應對原告的就醫(yī)治療承擔賠償責任。由于被告在搜查過程中存在損壞原告物品的行為，因此，盡管原告未提供直接證據證明物損價值，其提出由被告酌情賠償100元并未過當。雖然原告主張的在糾紛過程中上衣被扯開致前胸裸露的事實并無直接證據予以佐證，但是由于事發(fā)當天原告提出辭職時，被告公司并未告知原告必須立即停止在宿舍的居住，所以原告仍應得到居住安全性保障。被告周某等4人于深夜支走原告室友，與原告一人糾纏，致原告處孤立無援境地，并在民警出警后仍執(zhí)意要求原告于連夜搬離宿舍，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一定程度上給原告帶來了精神損害，理應作出相應的精神賠償，具體數額由法院酌定。由于被告周某等四人是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實施的侵權行為，因此被告公司應對被告周某等人的侵權行為承擔替代賠償責任。據此，法院判決被告上海某電氣有限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醫(yī)療費642.40元、物品損失費100元、精神損失費2000元。

答疑

本案是因一起勞動合同糾紛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原告與被告公司之間的勞動合同期未滿，原告作為勞動者在合同期滿之前要求解除合同，根據勞動法的規(guī)定，有三種方式：一是雙方協(xié)商一致解除合同;二是需要提前3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30日期滿后雙方之間的合同關系解除;三是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隨時都可以通知用人單位解除合同。結合案件的情況看，本案中并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條件，因此，作為勞動者的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必須遵守30日的期限規(guī)定，也就是說在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況下，合同的解除必須經過30日的期限，但在勞動者提出解除合同后，公司放棄期限利益的除外，換言之，勞動者提出解除合同后，公司同意，雙方就解除合同。因此，在本案中，公司具有選擇權，它可以馬上同意，也可以行使30日的期限權利，如果原告提出辭職申請后就拒絕工作，那么公司有權要求原告對由此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從案件事實來看，在原告提出辭職申請的當天下班之前，雙方的勞動合同關系并沒有解除。在合同沒有解除之前，雙方因存在勞動關系，雇主對雇員有保護照顧的義務，因此原告作為員工理所當然有理由居住在宿舍內。合同解除后，雙方就彼此產生交接的義務，勞動者應該將所保管的公司資料和物品交還給公司，退出居住的宿舍，但這應該給勞動者一個合理的期限。

作為公司來說，收回資料、物品是公司的權利。如果權利被侵害，公司可以通過救濟手段維護權利。權利的救濟有兩種，一是公權力救濟，二是自力救濟。自力救濟是在特殊的情況下，權利被侵害人來不及尋求公權力救濟的時候，法律賦予權利人在一定的要件下通過自己的力量進行權利救濟。其中自助行為是自力救濟的一種形式。自助行為是指為保護自己權利，對于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扣押或毀損的行為，這是以來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而且在當時不實施該行為，則權利被侵害后產生的請求權將不能實現或實現將有很大的困難為前提，這也以必要為原則，同時實施該行為后應立即尋求公權力救濟。顯然，被告行為并不符合自助行為的特征，不具有違法阻卻事由。因此，被告四名主管的行為已經侵害了原告生命健康權，使原告的人身受到了傷害，人格尊嚴受到了踐踏，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根據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guī)定，四名主管的行為構成了侵權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職務中致人損害的，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guī)定，由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民事責任。上述人員實施與職務無關的行為致人損害的，應當由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因此，本案中主管的侵權行為導致的賠償責任是否應由公司承擔，關鍵在于判斷業(yè)務主管的行為是否是職務行為。一般來說，職務行為是與法人的工作人員職責范圍密切相關的。本案四名主管的工作職責之一就是處理員工辭職的相關事宜，他們深夜到員工宿舍就是為了處理原告辭職而產生的一些事情，因此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是代表公司的，其行為是為了維護公司的利益，所以當晚深夜四名主管是在執(zhí)行職務。由此，根據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被告公司應承擔替代責任。

提示

依法維權是法治社會公民、法人必須遵守的準則。現實生活中，難免會產生各種糾紛，處理糾紛，應該采取合法的手段和途徑，否則將會被追究法律責任。本案中，被告要求辭職的員工交出資料和物品，并適時搬出宿舍完全是正當的權利，但被告尋求權利保護的時間和手段不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雖然侵權的實施者是被告公司四名業(yè)務主管，但由于這是在執(zhí)行職務的過程中實施的，因此被告公司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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