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實名制“問題上，存在的憲法層面上的兩大”困惑“則當屬人們所普遍傾心關注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權保護”。因此，兩者與“網絡實名制“的關系問題則順理成章的成為筆者所要探討的憲法層面上的關鍵性問題。

(1)“言論自由”與“網絡實名制”之關系探討

言論上的“自由”是“虛擬”的網絡世界所給予人們的最大的“實惠”，但同時其也扮演著“滋生犯罪及道德問題的溫床”的角色。事無巨細，均具兩面性，“虛擬”的網絡世界也概莫能外。

“言論自由”乃憲法上公民基本權利之一，也是標識政治昌盛、國家長治久安的體征之一。“廣開言路”亦是古代歷朝歷代君王追求國富民強的慣用政策之一，歷史上的正、反事例便是其最強有力的說明，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秦*皇統治時期的“焚書坑儒”。但事實也同時證明：任何“自由”并非無所“顧忌”，包括“言論自由”在內必須遵循一定的導向，且必須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圍內，否則，則為“假”自由。一味地放任每一個人自由地表達自己，并不能帶來社會中各種成員獲得平等地表達自己的機會。[1](p3)因此，以犧牲他人的“自由”而換來的“自由”永遠為“非”。本質上，“虛擬”的網絡世界所給予人們的乃是更為廣泛的“話語權”，但與此同時，“話語權”的濫用也造就了“虛擬”的網絡世界“糟糕”的一面。“網絡實名制”適時而出，雖不能為其戴上“十全十美”的“皇冠”，但亦不能急于給其扣上限制“言論自由”的“大帽子”。因為，其所要約束或管制的乃“非”自由，而不是“真”自由。所以，正確評判“言論自由”與“網絡實名制”的關系問題其理性進路也就在于此。

(2)“隱私權保護”與“網絡實名制”之關系分析

“隱私權保護”是“網絡實名制”所涉且人們密切關注的另一憲法性問題。對此，有人做過一項調查，其支持率如下：“保護隱私權的占70%;實行網絡實名制的占10%;網絡管理者實行網絡實名制，普通網民不實行的占10%;視情況而定的占10%”。[2]

無論是單獨的“網絡實名制”，亦或“隱私權保護”與“網絡實名制”的優先選擇，“網絡實名制”永遠處于“低谷”，是“不甚受歡迎”的。的確，“網絡實名制”將人們“虛擬”的“無限自由”局限于“有限空間”之內，人們做此反應無可厚非，但就此認定“網絡實名制”有礙“隱私權保護”未免過于武斷。筆者認為，“網絡實名制”不但不妨礙“隱私權保護”，且有助于“隱私權保護”：一方面有關網民隱私權保護問題，“網絡實名制”具體操作上實行“前臺匿名，后臺實名”，網民在前臺的任何言論及行為對非網絡管理者而言均具“虛擬性”，其隱私權保護并未遭受破壞，此外，有關網民對網絡管理者行為的擔憂，對此，其存在認識誤區：將網絡管理者視為窺竊他人隱私的職業“殺手”，在此，筆者要為其“正名”：網絡管理者猶如“電子警察”，是人們權利的“守護者”，而非“入侵者”;另一方面有關他人隱私權保護問題，對此，“艷照門”與“韓國女星崔*實之死”兩事件最具說服力，無論兩者“爆料”事實真實與否，均涉及對他人隱私權的侵犯，“網絡實名制”應運而生，對他人隱私權保護無疑是一種福音、一種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