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刑訴法關于疑罪從無的規定是什么？

刑事訴訟法中哪些法條體現了疑罪從無原則：

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缺乏罪證的自訴案件，如果自訴人提不出補充證據，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裁定駁回。

第十二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規定，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的，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第七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偵查羈押……期限內辦結，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

二、疑罪從無的意義作用

“疑罪從無”作為無罪推定原則的一項具體內容，其意義在于：在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情況下，推定被告人無罪。如果在美國有“普法”這一概念的話，那么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涉嫌殺妻案的漫長審理過程，以及最終的無罪判決，堪稱一次成功的普法教育，直到今天依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當越來越多的人為“疑罪從無”叫好時，他們也許并未真正思考過，當一個個事實上的罪犯因為“疑罪從無”而逍遙法外時，社會和公眾是否做好了承受的準備?因為，一個堅決貫徹“疑罪從無”的司法環境，必然也會造成惡人屢屢脫罪的后果。就好像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辛普森的確謀殺了妻子及其男友，只因花大價錢請到了好律師，警方辦案又有紕漏，最終使他不用承擔刑責。人們抨擊警方辦案不周、檢方指控不力，卻沒有人質疑陪審團的裁決。這就是“疑罪從無”的規則。

從確立無罪推定，到向“疑罪從無”靠近，這當然是司法的進步。法院在三年五次審理后作出的無罪判決，比起更多同類案件最終語焉不詳地“撤訴”或者“從輕”來，更加符合“疑罪從無”的原則。

一個事實上無罪的人被判了刑，甚至丟了性命，這樣的案子當然讓人揪心。

可是，當一個事實上犯了罪的人，因為“疑罪從無”而不是其它法外因素沒有受到追究，公眾在揪心之余能夠理解并接受，那才是“疑罪從無”得以大行其是的時候。

通過辛普森一案，人們會注意到，美國司法制度對程序公正和確鑿證據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尋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繩之于法。假如美國司法制度的目的是尋求案情真相，那么犯罪嫌犯壓根兒就不應該擁有沉默權。實際上，整個美國憲法和司法制度的核心是防止“苛政猛于虎”，是注重保障公民權利和遵循正當程序。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精辟地指出：“權利法案的絕大部分條款都與程序有關，這絕非毫無意義。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隨心所欲或反復無常的人治之間的大部分差異。堅定地遵守嚴格的法律程序，是我們賴以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要保證。”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認為：“罪犯逃脫法網與政府的卑鄙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在霍姆斯看來，政府濫用權力和司法腐敗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整體危害，遠遠超過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憲政法治的核心和重點絕非一味不擇手段、從重從快打擊犯罪分子，而是應當正本清源，注重對政府權力予以程序性約束和制衡，防止執法者和當權者凌駕于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權和國家專政機器胡作非為、巧取豪奪、為害一方，任意欺壓無處申冤的小民百姓。防官府惡政遠甚于防犯罪刁民，防止“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和統治者隨心所欲、逍遙法外的虛偽“法制”的弊端，正是美國憲政“法治”制度設計的重要特點。

在近幾年中，隨著我國法律的不斷普及，越來越多公民的法律意識也在不斷的提高，按照規定如果企業和公民做出了違法法律的行為，相關部門也會根據案件的嚴重程度進行處罰，如果在審理案件時，證據是偵破案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證據不足，也無法指控罪名。

2020最新刑法全文（根據刑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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