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知道綁架是一個非常惡劣的行為，我們國家對于綁架罪方面的處罰相當的嚴重，因為綁架是危害我們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情，但是我們肯定也都聽說過很多關于綁架的新聞。我們國家的刑法對于這方面是有規定的。那么刑法修正案七綁架罪有何規定？

一、《刑法修正案(七)》確立綁架罪“情節較輕”的意義

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者扣押人質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理論界對綁架罪的概念又作了進一步的定義，認為綁架罪是指利用被綁架人的近親屬或者其他人對被綁架人安危的憂慮，以勒索財物或滿足其他不法要求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實力控制他人的行為。綁架罪嚴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直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是一種十分嚴重的犯罪。

我國的綁架罪罪名源于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該決定的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了“綁架勒索罪”。1997年修訂的《刑法》將上述“綁架勒索罪”吸收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之一，并確定為綁架罪，同時對綁架罪的罪狀作了修改和補充。由于綁架犯罪不僅給被害人的人身與自由造成了嚴重的侵害，而且給被綁架人的近親屬或者其他人造成了嚴重的精神痛苦，是一種十分嚴重的犯罪，因而《刑法》對犯綁架罪設置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的法定刑。雖然《刑法》對綁架罪設置了較為嚴厲的法定刑，對震懾和預防這類犯罪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近年來綁架犯罪活動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論是犯罪形式還是犯罪的危害后果都呈現出多種態勢。相對于變化了的客觀環境，綁架罪過高的法定刑起點顯得罪刑不相適應。同時，綁架罪法定刑的層次性不足，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多種常見的并有明顯差異的情況也不能區別對待，難以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我國《刑法》也規定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即“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一原則的通常解釋是：“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輕和刑事責任大小時，不僅要看犯罪的客觀危害性，而且要綜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綜合體現的社會危害程度，從而確定其刑事責任程度，適用相應輕重的刑罰。”犯罪是刑罰的前提，刑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在目前的認識能力與技術水平之下，罪刑相適應只能要求嚴厲的刑罰分配給嚴重的犯罪，輕微的刑罰分配給輕微的犯罪，中等程度的刑罰分配給中等程度的犯罪，從而實現基本的公平與正義。在司法實踐中，綁架犯罪情況十分復雜，不排除在一些案件中，行為人主觀惡性不深，危害不大的情形存在，而對于犯罪情節較輕的行為人一律按照“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刑法條款量刑，顯然有悖于罪刑相適應原則。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七)》)中對《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增加了綁架罪“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修正內容。《刑法修正案(七)》對綁架罪的修正，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以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為基礎，同時充分考慮綁架罪的復雜情況，使得該罪的罪刑階梯逐步趨于合理，也使得法官可以在精細的、合理的量刑階梯內進行刑罰裁量，既能有效地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也使得今后對于綁架罪的定罪量刑更加科學，更加合乎正義的要求。從本案來看，被告人趙某與被綁架人丁某系男女朋友關系，趙某綁架丁某的犯罪動機只是為了逃避民警對其交通肇事的處罰，并不想傷害人質，客觀上也沒有對人質造成較大人身損害，其犯罪的情節確實較輕，并且與傳統意義上的綁架犯罪相比區別比較明顯。因此，法院依照《刑法修正案(七)》的相關規定，認定被告人趙某犯罪情節較輕，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現了刑罰的正義和預防犯罪的目的。

二、《刑法修正案(七)》修訂綁架罪“情節較輕”的解讀

《刑法修正案(七)》修訂了綁架罪“情節較輕”的刑罰幅度，但相關部門對如何認定綁架罪的“情節較輕”沒有作出司法解釋。審判實踐中如何理解綁架罪中的“情節較輕”以及在何種情形下可以適用綁架罪情節較輕條款均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特別是對于“情節”的認定比較復雜，在刑法理論界，僅從對“情節”的定義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標準進行不同層次的分類，如從刑法條款對情節的表述方式上可分為確定性情節、概括性情節和隱含性情節等;從情節對定罪、量刑和刑罰執行的功能上可分為罪外情節、定罪情節、量刑情節和行刑情節等;從情節與特定犯罪和具體刑罰的關系上可分為罪前情節、罪中情節和罪后情節等;從情節是否為法律明確規定的關系上可分為法定情節和酌定情節等，故而有必要對綁架罪的“情節較輕”的含義加以厘清。

綁架罪“情節較輕”中的“情節”首先是指“酌定情節”。所謂“酌定情節”，是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為我國刑法認可的，從審判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程度具有影響的，在量刑時靈活掌握、酌情適用的各種事實情況。根據《刑法修正案(七)》修訂綁架罪的立法本意，其所表述“情節較輕”中的“情節”應當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可以根據不同案情予以斟酌考慮并靈活運用的酌定情節，因為刑法對法定情節的適用已經作出明文規定，如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的“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從重處罰、從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的限度內判處刑罰”，以及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的“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等等。而且對具有法定從輕或減輕情節的從犯、脅從犯、預備犯、中止犯、未遂犯等的適用規定均十分明確，如果《刑法修正案(七)》修訂綁架罪“情節較輕”中的情節包含法定情節，則必然導致既適用《刑法修正案(七)》修訂綁架罪中的“情節較輕”條款，又必須依照刑法總則的相關規定依法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顯然違背了刑法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其次，“情節較輕”中酌定情節僅是指“罪中情節”。由于酌定情節的外延比較寬泛，根據犯罪的時間和空間不同，酌定情節又可細分為“罪前酌定情節”、“罪中酌定情節”和“罪后酌定情節”。其中“罪前酌定情節”是指犯罪行為實施前就已經存在并影響行為人的人身危險狀況的事實情況，如行為人的一貫表現，有無前科、是否慣犯、偶犯等;“罪中酌定情節”是指自犯罪起始至犯罪終結之間所發生的與犯罪行為密切相關的，影響行為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狀況的具體事實特征，如犯罪動機、犯罪的時間、地點、環境、行為侵害的對象、行為造成的后果等等;“罪后酌定情節”是指犯罪行為終了以后，犯罪人對已經實施完畢的犯罪所持的態度，如坦白交代、毀滅罪證、訂立攻守同盟等。筆者認為，雖然“罪前情節”和“罪后情節”對刑罰的適用均產生較大的影響，但對于犯罪情節本身的輕重不具有直接的關聯，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反映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狀況，而“罪中情節”則與犯罪構成的主客觀方面具有密切聯系，能夠體現出主客觀方面的情狀或深度，既能反映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又能反映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狀況，從而成為評判犯罪情節輕重的主要的、基本的依據。所以，應當將“罪中酌定情節”作為判斷綁架罪情節是否較輕的主要依據。

三、《刑法修正案(七)》有關綁架罪“情節較輕”條款的適用

綁架罪的情節比較復雜，性質各異，往往既存在有利于犯罪人的情節，也存在不利于犯罪人的情節，如何適用《刑法修正案(七)》規定的綁架罪“情節較輕”，實踐中較難把握。

認定綁架罪是否屬于“情節較輕”，首先應當遵循全面評判原則。由于同一犯罪中往往存在既有法定情節，又有酌定情節，既有從重情節，又有從輕情節等情形。對此，首先應當根據案件的酌定情節，從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時空、犯罪環境、犯罪對象和犯罪后果等多個方面加以綜合分析，從而確定該綁架罪是構成“綁架基本犯”適用十年以上刑罰還是屬于“綁架情節較輕”適用五年至十年刑罰。然后，根據案件的其他法定情節，分別在“綁架罪基本犯”的刑罰幅度內或者“綁架罪情節較輕”的刑罰幅度內予以從重或從輕、減輕處罰。司法實踐中，具有以下三種情形的，一般可以認定為“綁架罪情節較輕”。一是對行為人實施綁架之后，未將贖金索取到手就主動、安全釋放人質的，一般可以認定為綁架情節較輕;二是被害人存在嚴重過錯，且行為人未對被害人進行毆打、虐待等行為的，一般可以認定為綁架情節較輕;三是行為人僅僅因為生活所迫、經濟壓力等特殊原因，通過綁架人質以索取較少贖金來維持生計且未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一般可以認定為綁架情節較輕。當然，綁架犯罪比較復雜，其犯罪情節也難以一一羅列，但判斷綁架情節的核心是全面評判原則，權衡、綜合考慮一切對于行為人有利與不利的情況。

其次，認定綁架罪是否屬于“情節較輕”，應當遵循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司法實踐中較多存在綁架預備、綁架中止、綁架未遂或者共同綁架犯罪中的綁架從犯、綁架脅從犯等情形，對于這類綁架是否構成綁架罪的“情節較輕”爭議較大。我國《刑法》分則的罪狀設計都是以犯罪既遂為前提，無論是基本的犯罪構成、減輕的或加重的犯罪構成，都要遵循這一前提。因此，無論是綁架罪的基本犯罪構成、減輕或加重的犯罪構成，都應當以綁架犯罪既遂為前提。因此，在認定綁架是否“情節較輕”時，應當剔除犯罪未完成形態之因素，根據犯罪本身的酌定情節予以認定。如果根據犯罪本身的酌定情節可以認定為綁架情節較輕，則以綁架情節較輕的刑罰幅度為基礎，再按照預備犯、中止犯、未遂犯等的法律規定加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果根據犯罪本身的酌定情節不能認定綁架較輕，就應當在綁架基本犯刑罰幅度基礎上，按照預備犯、中止犯、未遂犯等的法律規定加以處罰。相反，如果將犯罪預備、中止、未遂等法定情節作為綁架“情節較輕”的認定依據，必然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此外，在共同綁架犯罪中，也應當按照共同綁架的整體情節，確認其綁架是否構成綁架罪的“情節較輕”，如果整個綁架犯罪不屬“情節較輕”，對其中具有法定從輕情節的從犯、脅從犯等仍須在綁架罪基本犯的刑罰幅度內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三，認定綁架罪是否屬于“情節較輕”，應當把握好“情節較輕”與刑法第十三條“但書”之間的選擇關系。需要明確的是，綁架罪作為一個重罪，即便屬于“情節較輕”，也是較為嚴重地危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權、生命權及其親友財產權等。如果犯罪人具有勒索財物或者其他不法目的，實力控制他人的手段顯屬“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則應當適用《刑法》第十三條的“但書”規定，不以犯罪處理。不能因為有了綁架罪“情節較輕”的規定，就將原本不該作為犯罪處理的案件也以綁架罪的減輕構成加以處理。

我們國家對于綁架罪方面是有著逐年的修改規定的，對于刑法修正案七綁架罪的相關規定是有著處罰規定的，而且是相當的嚴厲。我們國家對于刑法修正案規定的是有兩種情況的，有情節嚴重和情節較輕兩種方式。所以說我們要多去學習這方面的法律規定。

綁架罪的構成要件是什么？

綁架罪的立案標準和量刑標準是怎樣的?

綁架罪量刑標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