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我國的罪種中，有一種罪叫做非法經營罪，這指的是犯罪者未經國家許可經營專營或者被限制買賣的物品。這樣不僅會擾亂市場秩序， 情節嚴重者可構成犯罪行為。那么非法經營認罪辯護詞究竟應該怎么寫?辯護詞更應該側重于哪些方面，接下來，小編會為你詳細介紹。

了解非法經營認罪辯護詞的具體內容，從而以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提出應當減輕、甚至免除刑事責任

非法經營認罪辯護詞范本：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依照法律規定，***律師事務所接受了被告人家屬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師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經征得其同意，今天出席法庭參加訴訟。受理此案后，我詳細查閱了檢察機關移送起訴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通過庭審調查、舉證質證和我在法庭上對本案核心事實證據的多次發問，特別是剛才聽取了公訴人的公訴詞，辯護人對本案的總體駕馭有了明確的意見，現將辯護意見發表如下：

一、 公訴機關在未經工商處理前，直接認定李蕓舒涉嫌非法經營罪不符合法律規定。

《刑法》225條“非法經營罪”，并沒有對傳銷行為進行列舉，是指引到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規”去確定構成要件的。因此，對傳銷的定性，我們要從指引的法條上去分析。

2005年11月1日實施的《禁止傳銷條例》規定了“傳銷”的基本概念;并對傳銷規定了兩種法律責任形式：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

第四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查處傳銷行為”;表明對傳銷行為的查處公安、工商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條例》第七條界定了三種情況屬于傳銷行為。第八條進一步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條例的規定，負責查處本條例第七條規定的傳銷行為”。 可見，傳銷行為的法定查處機關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這是行政責任。

只有發生《條例》第十條“在傳銷中以介紹工作、從事經營活動等名義欺騙他人離開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 情形時，才“由公安機關會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查處”。這進入了刑事程序，屬于“行政法規”規定的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要件”。分解一下第十條的幾種情形：

(1)欺騙他人離鄉背井非法聚集;

(2)限制人身自由。而本案中所有人員都是自愿參加傳銷并且來去自由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直接由公安機關直接查處，直接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因此對本案被告***直接適用刑法225條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行為也許違反了行政法規，但沒經工商處理認定，查明經營數額達到追訴標準前直接適用刑法225條違反了法律規定。

二、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公訴機關對被告***指控的罪名可以成立，起訴書認定被告***是主犯和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一)起訴書認定被告**是主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本案中，***等人不構成共同犯罪，因為他們不具備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首先，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等人都認為自己從事的行業是國家項目，資本運作的方式，于國于民都是有利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犯罪，更談不上犯意的聯絡;其次，沒有共同的犯罪行為，在庭審中已經查明，在傳銷組織中內部是分級管理，一級只管一級的事，不存在組織和分工，所以***等人不構成共同犯罪。既然不是共同犯罪就無所謂主從犯。況且在本案中，每一個成員相對于上線是從，相對下線是主，因此無所謂主從犯。就被告***來說，相對于其上線**來說就是從犯。所以在本案中區分主從犯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法院不應認可。

(二)起訴書認定被告***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

1、法律沒有規定因傳銷構成非法經營罪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司法解釋也沒有明確規定，公訴機關也無法證明自己主張的法律依據。

2、起訴書認定被告***經營數額達1543.63萬元以上，非法獲利110萬元以上夸大事實，沒有相關證據證實。

(1)公訴機關的證據不具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本案依法應由工商部門查處，但事實上卻由公安機關直接查處，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因程序違法而產生的相關證據就是毒樹之果，依法不應采信。

(2)公訴機關的證據不具有真實性。

公訴機關計算經營數額、非法獲利存在計算方式不合理、重復計算等問題，必然導致錯誤的結果。

由于存在空單、退單、轉單、代購的實際情況，還有許多成員加入行業時只交納了50800元，有的只交納了一份3800元或幾份，有些是有名字但是由被告代交納，目的是為了有一定的人數然后到達一定的級別。所以單純根據線路圖來計算推理經營數額、非法獲利不符合真實情況。

《起訴書》認定本案犯罪金額多達幾千萬，但辯護人始終未能看到支撐該數額認定的相關事實證據。作為認定犯罪數額幾千萬，非法獲利幾百萬的案件，竟然沒有一個客觀、中立的第三方所作的審計報告，僅僅用偵查人員或公訴人員統計的數字作為本案犯罪金額的證據，且計算方法不明，是無法評價其客觀性和真實性的。這將成為本案在證據收集上和數額計算上的致命缺憾。

(3)公訴機關的證據不具有充足性，證據鏈是斷裂的。

認定經營數額、非法獲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夠的，排除現金支付的可能，至少應有匯款憑證或銀行方面出具的相關證明，或者對方收款憑證以及來自收款方能夠證明其收到款項的書面憑證。如果沒有上述證明，其經營數額不應予以認定。公訴機關提供的匯款憑證或銀行方面出具的相關證明不能與被告供述互相映證，甚至是矛盾重重。總之，公訴機關提供的被告李蕓舒的供述、線路圖、產品訂購單、銀行帳目金額不能相互印證，甚至互相矛盾，證據支離破碎，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來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

綜上所述，沒有證據可以證實公訴機關對李蕓舒經營數額，非法獲利數額的指控。在認定***的經營數額，按上老總29份(扣除****、****墊付的兩份)即27乘以50800元(因大多數成員直接交納50800元，19000元已經直接返還)比較合理和符合事實;*自認提成30萬，扣除她給***、***墊付款和生活費二十多萬元，其非法獲利是極少的。**在案卷16卷第2、9頁對非法獲利的供述分別是50、60萬;100-120萬;結合實際情況第一次和她在法庭的供述是相符的，因為50、60萬扣除扣除她給***、***墊付款和生活費二十多萬元也就20、30萬。100-120萬是不可信的。

3、***等被告的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他們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對傳銷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產生錯誤認識，不是明知犯罪而為之。

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被告無法區分傳銷、直銷、連鎖銷售、資本運作的區別，加上受北海公開發售的書籍的影響，以為自己從事是資本運作的一種方式，是不違反國務院規定的。根本不知道傳銷行為本身會構成犯罪。辯護人認為，這跟明知是犯罪還要積極追求犯罪結果的其他犯罪行為，主觀犯意上是有所區別的。

4、***等被告的行為尚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

根據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國家禁止傳銷主要是原因是，傳銷經營不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不法分子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嚴重背離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嚴重破壞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利用傳銷進行價格欺詐、騙取錢財，推銷假冒偽劣產品、走私產品，牟取暴利，偷逃稅收，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

本案中沒有出現其他傳銷案件中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參與者被限制人身自由、被騙的回不了家，發生嚴重治安事件等狀況，社會惡劣影響尚未造成，未發生巨額貨款無法追回等嚴重后果。直到現在，參加銷售的人員還沒有出現治安事件，可見同國務院條例中列舉的要重點打擊的傳銷還是有區別的。

基于以上四方面的分析，綜合考慮法律、司法解釋沒有規定因傳銷構成非法經營罪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的經營數額、非法獲利、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行為尚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起訴書認定被告***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請求法院不予認定。

三、被告***犯罪后能坦白交待其犯罪事實，而且在關押期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進行自我改造，有悔罪表現。被告犯罪前表現一貫良好，只是因為一時糊涂走上歧途，屬于初犯。被告歸案后能夠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性，主動愿意賠償經濟損失，交納罰金。希望法院在量刑時，酌定對被告李蕓舒從寬處罰。

由于被告***的犯罪情節較輕和悔罪表現好，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懇請法院對被告宣告緩刑，讓被告更快地回歸社會和家庭懷抱，給被告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能充分考慮并予采納。

上述就是非法經營認罪辯護詞，小編在這里一定提醒大家，不要以身試法，當你真正遇上需要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的情況的時候，還應該咨詢當地的律師，并不是所有的非法經營都能夠被成功辯護，不同情況也是有不同的解決辦法，所以還是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咨詢當地律師。

非法經營罪量刑標準是什么 ？

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非法經營罪的量刑標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