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團伙作案的成功率大于單獨作案。

(1)互相為“托兒”，蒙蔽性大。常見于詐騙、集資詐騙等案件中。如李某等3人詐騙案，三人均有正式職業，以發生交通事故急用錢為由，用外幣兌換人民幣賺取差價誘使熟人自愿上鉤，均得逞。(2)脅迫力強。諸如搶劫、斗毆、敲詐勒索等的多發性犯罪，就是要用以強欺弱、以大欺小的團伙架勢懾倒對方才易得手，使其不敢作聲、不能反抗。(3)有些案件需多人配合。常見于飛車搶奪、盜竊、拐賣婦女、兒童和毒品案件中。此種犯罪預謀性強，分工負責嚴密。如張某等14 人拐賣兒童一案，該犯罪團伙共販賣嬰兒十幾人，分工明確，形成了拐騙、運輸、販賣一條龍，犯罪活動十分猖狂，對被拐賣兒童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給社會帶來了極惡劣的影響。

2、社會環境因素。

(1)歪風邪氣的影響。在實行市場經濟過程中，眼看一部分人迅速竄富，“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腐朽思想的侵害，造成一人的心理失衡。致使現今的犯罪團伙已不再是單純為求生存溫飽而走上犯罪道路，更多的是為了尋歡作樂貪圖享受而誤入歧途。(2)不良文化的影響。帶有宣揚犯罪的影碟、網站、書刊等，給犯罪團伙提供了直接仿效的條件，從而誘發犯罪。如張某等10人搶劫、盜竊一案，就是模仿電視情節，滴血結盟成立“青龍幫”，平日里經常糾合在一起，做些偷雞摸狗、為非作歹的事情，引發多起惡性案件。

3、“同命相連”感容易形成團伙。

這些團伙成員經歷或家庭狀況相同，如都為父母離異或都有被別人騙的經歷，“同命相連”的感覺使他們有歸屬感，容易一拍即合。常見于未成年人、勞釋人員和聾啞人犯罪團伙。這些人多為生活的“弱者”，得不到社會的正視和家庭的溫暖，自認被社會拋棄，思想包袱過于沉重，生產生活難以步入正軌，很容易與一些“同命相連”的人拉幫結伙，以難友相聚，以犯罪為業，糾合在一起，演變成為現今的犯罪團伙。這些人一般更講義氣，或有專門紀律，一旦被抓獲，只能承認自己的被抓獲事實，對于團伙的任何情況都不能泄漏，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這一方面加大了偵查取證的難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時的發現其他犯罪、加強犯罪預防，容易使其他犯罪人逃脫法網。

4、小集團利益驅使。

這類團伙多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往往通過賄賂、引誘、威脅等手段，把一些意志薄弱、立場不堅定的國家工作人員拉下水，迫使他們參加其集團，并為犯罪提供非法保護、幫助隱慝、毀滅、偽造相關證據，為該小集團創造更加豐厚的物質財富。有些依此原因進行糾合的成員具有一定的家族因素，多集中于鄉鎮、農村及城鄉結合部，成員穩定，組織形式較松散，沒有明確的分工，平時各忙各自的，一旦其有了事情，則迅速集結，且其行為在一定區域內影響較大。如有的團伙在村民民主選舉中，為了保護本姓體系的既得利益，或擴大本姓體系的影響范圍，大肆行賄，暴力打擊競爭對手，左右村政權。一旦有成員進入村領導班子，就會“惡人治村，惡霸當家”，形成農村惡勢力，即稱霸一方、為害鄉里的違法犯罪團伙。實踐表明，我國有相當一部分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就是由農村惡勢力發展演變而來的，農村惡勢力已經成為我國所特有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的成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