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檢查機關提前介入偵查快速批捕的意義是什么?

1、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需要

我國刑事訴訟法經歷了幾次大修之后，訴訟模式由傳統的職權模式逐步轉變為當事人主義模式即控辯對立、法官居中裁判的訴訟模式。黨的十八大以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司法改革得到了民眾和法律界一致擁護，也成為了司法界的頭等任務。“以審判為中心”，簡單點說，就是要求公安機關提請逮捕、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法院作出判決三個關鍵環節的證據標準要保持一致，即一切都要以審判為中心，逮捕標準、起訴標準，都要向庭審標準看齊。這對公檢法機關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多年形成的固有司法觀念不是說改就能改的。尤其是公安機關，在不少偵查人員心里，“以審判為中心”更多的是對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要求，與公安機關沒有直接關系;至于證據標準，提請逮捕和移送起訴的證據標準沒有必要也不大可能達到審判標準的強度。

正因為如此，檢察機關不僅僅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進行審查，而且在一些重大、疑難、復雜案件中，要適時介入到偵查中去，引導偵查機關更加全面有效的收集、固定證據，更好的把握證據標準，為下一步的訴訟活動夯實基礎。所以說，“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增加了提前介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強化對公安機關偵查監督的需要

在我國刑事訴訟架構中，公檢法三機關之間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公安與檢察是并列的兩個機關，是一種平等的制約關系。雖然檢察機關具有偵查監督權，但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中擁有“完全的獨立性”，偵查活動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實施，檢察機關不享有偵查的指揮權。故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主要是通過對偵查機關移送的案卷進行審查，決定是否批準逮捕或提起公訴，以及對立案和偵查程序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等形式來實施的。這種監督方式都是針對已經偵查到一定階段或偵查終結的案件，是一種靜態的、被動的、事后的監督，更多的是對結果的監督，而不是對過程的監督，監督效果受到限制。

因此，要實現對偵查行為的全過程動態監督就必須提前介入偵查，將監督重心由審查批捕轉向偵查監督，對偵查部門在偵查活動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徇私舞弊、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全程跟蹤監督，加以規范，了解掌握偵查活動情況，及時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因此提前介入也是檢察機關充分發揮監督職能的內在需要。

3、節省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在我國，由于偵查程序是一個獨立的訴訟階段，偵查機關從根本上缺乏從檢察機關起訴、審判機關判決的角度進行取證的內在動力，尤其在案件提請逮捕之后，不少偵查機關消極對待偵查取證，往往直接以批準逮捕的標準移送起訴，而幾乎不考慮該證據是否達到庭審標準。這樣一來，一旦在起訴階段面臨退回補充偵查，既可能因為錯過了最佳取證時機而影響取證效果，也因為退查造成了司法資源的不必要浪費，降低了訴訟效率。而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可以更好的在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之間搭建橋梁，促進偵查機關打破“閉門取證”的固有做法，更加有針對性的收集、調取證據，保證了偵查機關取證更加全面準確，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實踐中重大刑事案件提前介入中遇到的常見問題

1、相關法律規定歸于籠統，缺少操作性。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偵查機制的探索實踐已經持續了多年，但目前高檢院仍然沒有相關的細則規定。現行的相關法律依據，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法律定位不夠明確、清晰;二是對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圍、介入方式和程度規定不明確;三是提前介入中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雙方的權利義務不明確。

2、提前介入的工作機制不規范、不完善。

一是普遍缺乏對檢察人員具體工作方式的明確規定。機制設計不規范、不完善、不具體，使得檢察人員在操作過程中難以把握介入的“度”，介入工作的成效更多地決定于檢察人員的個人業務能力。二是存在介入人員選派的隨意性的問題。一般沒有專人負責，在需要介入偵查時臨時指定人員，缺乏系統管理。三是缺乏對不規范操作的責任追究機制，大大削弱了機制的執行力。

3、對提前介入的認識存在誤區。

實踐中，部分檢察人員對提前介入偵查的認識過于片面。主要有以下幾種認識誤區：一是認為提前介入是公、檢兩機關聯合辦案。導致介入過程中以領導者、指揮者自居，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干預過多，對案件能否報捕、能否移送審查起訴等關鍵問題隨意發表意見，有時甚至代替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或參與偵查等現象;二是認為提前介入是檢察機關配合公安機關辦案。導致介入過程中配合多、主動監督少，能及時糾正違法偵查行為的更少;三是認為提前介入無關緊要。認為偵查工作是公安機關的事，是否介入、介入如何不影響大局，介入人員心里無壓力、工作無動力，使提前介入基本流于形式。

4、公安機關對提前介入的認可和配合程度不夠。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能否到達預期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安機關的配合情況。提前介入的很多操作，需要公、檢兩家機關達成共識，具體情況具體把握，真正使提前介入有意義、有效果。但在實踐中，部分公安機關和偵查人員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態度不是很積極，甚至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他們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案件研討、疑案分析”的層面，邀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也更多是為了試探案件能否批準逮捕、能否起訴，或者是希望檢察機關為其分擔一定的壓力，而不希望檢察機關對案件相關情況了解過多。究其原因，一是認為偵查工作是公安機關的“一畝三分地”，不希望檢察機關介入;二是顧忌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權，擔心偵查過程中的一些不規范甚至是違法行為被檢察機關發現。

三大司法部門之間的職權，必須要形成相互監督的模式才能徹底的促進司法改革。法律上賦予了人民檢察院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機關偵查工作的權利，但是，這樣的規定因為缺乏立法約束，有可能會進一步的損害到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也容易使人民檢察院的職權缺乏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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