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疑罪從無規則

即控訴方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認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時，應當作無罪處理。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的一個派生標準，即對任何一個案件的認定必須依靠確實、充分的證據，如果達不到證明標準，就會形成疑案，無罪推定原則對疑案的處理是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即在判決的結果上宣告無罪。針對過去刑事審判中存在的疑案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修改時，從保護人權的高度出發，吸收了“疑罪從無”這一科學的、公正的做法。如第162條第(三)項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體現出了我國民主與法制的進步。

2控方舉證規則

即控訴方承擔證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自證其罪，他們雖有反駁控訴，證明自己無罪的權利，但是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活動中，公訴案件的證明責任是由檢察人員承擔的;自訴案件的證明責任原則上由自訴人承擔，當然，若被告人提出反訴，則應當對反訴舉證。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當進行偵查、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第137條第(一)項規定：人民檢察院審理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犯罪事實、情節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犯罪性質和罪名的認定是否正確。”第140條第2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這些規定都說明收集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在國家司法機關而不在被告人。如果要求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勢必又要走回有罪推定的老路，同時也會導致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現象進一步滋生和蔓延。

3沉默權規則

沉默權規則與無罪推定的人權保障精神密不可分。任何人不應成為追訴自己的工具。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由他們自己決定是否行使反駁控訴的權利，是否同司法機關合作，也體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主體和訴訟主體的地位，也體現了對人性的尊重。沉默權規則又與舉證責任的歸屬密不可分。既然犯罪的證明責任在控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他們就不應被拷問、被逼供，也不會被拷問、被逼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詢問就必須停止。被告人拒絕提供陳述或者故意提供虛假陳述不負刑事責任;僅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得認為被告人有罪。沉默權最早淵源于英國，后又在美國推行，并波及歐洲諸國，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現在不少國際文件都有規定。而在我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立足于本國國情和當前刑事訴訟法的客觀實際，在法律條文上沒有明確規定沉默權，而是在重申“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等規定的同時，仍然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并未真正地完整地確立起無罪推定原則，而是在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吸收了這一原則的合理內容，使之在揚棄過程中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