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形式而言，利用簽訂、履行合同這種手段進行詐騙是合同詐騙區別于其他詐騙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對于以簽訂、履行合同的手段和方式進行詐騙，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必須明確合同簽訂、履行過程的含義。合同的簽訂指在合同一方當事人自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開始，在當事人之間就合同的內容經過反復的要約和承諾，最后對合同的內容達成合意的過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當事人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面適時地完成其合同義務的過程。合同簽訂與履行的關系在合同詐騙罪中是相互聯系和依存，且有先后順序的過程。任何合同的訂立都是以履行為目的，簽訂行為是使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予以固定化，從而為之后的履行得以順利進行創造條件。在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簽訂過程，實際上就是行為人實施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過程，當然也不排除在此階段行為人沒有詐騙故意，而在履行過程中產生的非法占有故意的情形。研究合同的簽訂和履行過程，對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司法意義在于，可以根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或履行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斷行為人是否實施了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從而進一步作出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其次，利用合同必須是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而不能是在其前或者其后。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包括合同一方當事人開始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直至雙方當事人全面適時地完成了其合同約定的全部義務的過程。行為只有發生在這一期間，才可認為是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在簽訂、履行合同之前或者之后的行為，雖然也可以利用合同，采取與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有關的、其他的掩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詐騙方法，但由于不符合合同詐騙罪所規定要件，而不能認定是合同詐騙。合同詐騙罪注重的是以合同為形式掩蓋詐騙目的，而發生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之外的詐騙行為，則沒有從根本上體現"利用合同"的客觀本質特征。如行為人訂約前通過賄賂手段與其他單位、尤其是某些國有公司簽訂合同，意欲獲取利益，如果行為人在合同本身的履行上并無違約，也無騙取財產的目的，則只能構成其他犯罪，而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第三，行為人利用簽訂、履行合同進行詐騙的具體情形，刑法第224條明確列舉了五種情形，其中前四種為具體情形，第五種為其他情形。由于現實中出現的利用合同詐騙的具體情形多種多樣，立法不可能一一列舉。作為合同詐騙采取利用合同這一方法，應從犯罪客觀方面予以理解。只要行為在客觀上符合"利用合同進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任何方法或手段都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的方法。如行為人利用虛假廣告或信息誘使他人與之簽訂合同，騙取服務費、中介費用等;行為人假冒聯合投資、經商、合作等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人以并不屬于自己所有的財物向對方作虛假展示，取得被害人信任并與之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等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