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賄罪被告人翻供后如何認定

受賄案中被告人之所以翻供(排除因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口供的情形)主要源于三點理由：第一，受賄案一般是受賄人和行賄人之間“一對一”的權錢交易，基于刑法對受賄罪和行賄罪的規制，雙方都不希望賄賂行為被第三方發現，因而留下的實物證據相對較少或者幾乎沒有，這為受賄人翻供提供了底氣。第二，受賄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般都具有較高學歷層次、一定反偵查能力和廣泛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一旦進入起訴或審判階段就有可能了解到外面的信息，進而相信憑借自己的關系網和家屬的四處活動會有機可乘，這為受賄人翻供提供了人氣。第三，犯罪嫌疑人在最初訊問時可能因經驗不足或心理緊張，面對強大的偵查手段如實供述或被迫承認受賄事實;但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隨著時間推移和環境變化，受賄人的本能抗拒心理不斷強化，畏罪心理或僥幸心理占據其頭腦，這為受賄人翻供提供了心氣。本文選取受賄案中的被告人翻供這一研究視角，探尋法官在面對被告人翻供時應如何審查和認定證據，以確定是否存在受賄事實，進而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和定罪量刑準確適當。

在審理階段，當法官面對被告人否定先前受賄事實的供述時，既不要對被告人翻供不予理睬或輕易否定，也不要盲目認同或輕易相信被告人翻供。證據是認定案件事實的唯一依據，被告人翻供能否成立并非取決于控辯雙方的一面之詞，而是結合其他證據加以認真審查和認定。實踐中，受賄案件翻供的證據審查和認定主要存在以下六種實踐形態：

受賄案件的案發經過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案件的線索來源，檢察機關根據線索圍繞著犯罪嫌疑人進行調查、取證工作，最終鎖定受賄事實的整個過程。因此，重視對案發經過的審查和細節把握，特別是案發第一時間被告人的供述和相關證人證言，對認定被告人的翻供能否成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例如常某受賄案，常某是上海某賓館總經理，在接受某國有信托公司委托處置該信托公司所屬的一塊商業用地過程中，收受中間人王某、競購人盛某34萬元的好處費。被告人常某在一審中當庭否認收受賄賂，辯稱對方誣陷自己。

經審查本案的案發經過，檢察機關查實被告人受賄事實的突破口來源于行賄人任某的妻子王某的證言。王某是在案發第一時間被帶到偵查機關，在偵查人員詢問下主動陳述了丈夫任某向常某行賄的事實，顯然，王某和任某或盛某之間在時間上不具有串供的可能。作為王某自愿陳述的第一份審訊筆錄，其應該具有較高的證明受賄事實存在的價值性。根據王某陳述，其丈夫在幫助盛某購買信托公司所屬的商業用地時向常某行賄了約30萬元，而且是使用家中存款進行行賄，事后王某代丈夫接受了盛某給予的150萬元好處費。而在王某陳述其丈夫行賄事實之前，任某和盛某在檢察機關未主動交代行賄事實，但在獲知王某陳述之后，發現無法再隱瞞行賄事實，才不得不在檢察機關的偵查壓力下予以承認;并且盛某證實是自己陪同任某去銀行兩次取款并將錢送到常某辦公室。該案的案發經過向我們提供了以下兩點信息：第一，證人王某證實了丈夫行賄事實，作為與其生活十幾年的妻子應該不存在故意誣陷丈夫行賄的可能;也不具有和丈夫串供的動機。第二，兩行賄人是被迫而非主動交代行賄事實，更為重要的是兩人與受賄人常某在洽談土地轉讓之前從未謀面，尚無積怨，事后也無發生分贓糾紛，至案發六年之間并無聯系，因而也不存在誣陷常某的可能。一方面是被告人否認受賄事實，另一方面是行賄人承認行賄事實，在兩者截然對立并排除兩者都假或半真半假的情況下，必然存在一真。如果被告人翻供是事實，那么這就意味著行賄人誣陷對方。而對于本案，經全面考量案發經過可以合理排除王某誣陷丈夫任某行賄之可能，證實任某和盛某行賄常某之可能，兩者之間環環相扣、彼此印證，加上任某和盛某對行賄的理由、行賄數額、行賄地點等供述基本一致，并查證了王某銀行存款突增150萬元和盛某事后確實購得該塊商業土地之事實，這一系列的證據能夠形成完整閉合的證據鎖鏈，進而否定被告人翻供之辯解。

二、查證贓款去向

被告人收受賄款后一般都會留下蛛絲馬跡，要么存進銀行或放在家里，要么通過某種方式進行花費，而這一贓款擴散環節恰恰能夠對被告人收受贓款予以證實，因而核實和查證贓款取向和用途是對被告人受賄定性的一個重要突破點。

例如黃某受賄案：黃某系上海某區教育局局長，在教育局為建設重點職業高中而購買莊某手中土地過程中積極促成此事，幫助莊某賺取了700萬元的利潤。事后莊某為感謝黃某，給予其50萬元好處費。一審判決后被告人黃某否認受賄事實。

面對被告人的翻供，法官需要核實和查證先前口供是否真實，盡管本案中的行賄人承認了行賄事實，但這并不足以確認黃某的受賄性質。黃某在口供中曾交代將贓款分兩次兌換成澳元供妻子去澳洲看望女兒，對此能否查證將直接關系到對其口供真偽的認定，因為從審判經驗上來看，“先供后證”比“先證后供”的證明模式可信度要高的多。為此法官作了如下查證：第一，查看為黃某辦理兌換業務的某銀行營業員證人樂某的證言，樂某證實黃某確實找自己兌換了兩次澳元，分別是7萬澳元和3萬澳元，而且兌換時間和黃某所交代的時間基本一致。第二，查看證人黃某妻子的證言，其妻證實黃某曾經先后兩次給自己共計10萬澳元去看女兒，而在此之前每次自己僅帶幾千澳元。很顯然其妻子兩次突然能夠帶大筆澳元去澳洲絕非來源于黃某的正常收入。隨后法官又調取了黃某妻子出入境情況，證實其確實在那個時間段去過澳洲。上述兩位證人證言都分別指向黃某的50萬元賄賂款、且證言與案件事實之間具有實質關聯性、再加上行賄人供述這一直接證據，因而能夠形成一個邏輯相對合理和封閉契合的證據鏈條，即使被告人否認受賄事實也無法否定經查證的客觀事實，因而被告人的翻供不成立，進而驗證了被告人先前口供的真實性。

三、重視證人出庭作證以貫徹直接言詞原則——隱蔽作證模式的應用

直接言詞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它通常被分為直接原則和言詞原則兩部分，直接原則意味著法官要親自接觸訴訟參與者，言詞原則意味著訴訟要以言詞的形式進行，將兩者結合起來，對直接言詞原則的認識即法官應當以在法庭上直接聽取以言詞方式提供的證據作為定案的根據。貫徹直接言詞原則最基本的條件即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控辯審三方的詢問和質證。

就賄賂犯罪而言，由于其較強的隱蔽性和證據的稀缺性，法庭傳行賄人出庭作證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在被告人翻供的情況下，法官在法庭上通過行賄人接受控辯審三方的詢問，以及行賄人、受賄人間的直接對質，對行賄人和被告人進行察言觀色，對行賄人的證言和被告人的供述予以比較、甄別，從而形成法官心證，以判斷被告人翻供是否虛假。

但是證人出庭作證難一直是困擾刑事庭審的一個棘手問題，在受賄案中，受賄人接受行賄人賄款時往往選擇朋友、熟人介紹、上下級或親戚關系，一般不選擇與陌生人進行權錢交易。那么行賄人在承認向受賄人行賄事實之后，一般不愿意出庭與被告人當庭對質。為了提高證人出庭率、克服行賄人出庭作證心理上的障礙，法院引進了隱蔽作證這一舉措。實踐表明，這一措施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效果。

例如王某受賄案：被告人王某在一審判決后否認曾經收受莊某的賄賂款，提出上訴。二審審理過程中，其辯護人申請證人莊某出庭作證。而本案證據陷入到“一對一”對抗狀態，為準確查證案情事實，法官通過讓莊某隱蔽作證的方式使莊某克服了基于是熟人關系不愿意出庭作證的心理障礙。在庭審過程中，莊某在視頻作證室內以音頻傳輸方式接受控辯雙方及合議庭的交叉詢問，通過對行賄的地點、方式、數額以及贓款包裝方式和被告人辦公室布置情況等細節性描述有力地反駁了被告人翻供。同時又根據被告人先前口供所顯示的線索進一步查證了贓款去向以印證被告人的受賄事實，從而能夠認定被告人王某構成受賄罪。

四、審查分析被告人的翻供理由

受賄案中的被告人面對即將到來的囚徒生涯與其先前的身份地位待遇的強烈對比，會形成極大的心理反差，在趨利避害的本能驅使下，有的被告人抱著僥幸心理，選擇翻供作最后一搏，從而導致公訴機關原先的有罪指控懸而未決，此時就要求法官對雙方的訴辯抗衡有所作為。法官在得出定論之前要對被告人的辯解、翻供的理由進行認真審查以確定其翻供是否正當，是否合情合理。必要時可調取當時審訊的同步錄音錄像與審問筆錄進行核對?！?a href='http://www.bjxgfjob.com/jianchayuan/3.html' target='_blank' data-horse>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試行)》規定，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應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案件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被告人或者其他辯護人對訊問活動提出異議的，或者被告人翻供的，或者被告人辯解因受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而供述的，公訴人應當提請審判長當庭播放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對有關異議或者事實進行質證。這一規定有效地規范了檢察機關的偵查行為，預防了被告人以遭受刑訊逼供或其他違法手段為藉口進行的翻供，幫助法官固定案件事實。

例如周某受賄案：被告人周某上訴否認受賄事實，聲稱自己在第一次訊問期間遭到逼供和騙供。法院對此進行了兩方面審查：一是調取第一次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結果發現偵查人員在審訊王某時并沒有實施任何暴力或其他非人道的行為，并且王某在對犯罪事實供述時表情自然，態度誠懇，陳述流暢，同時查看審訊筆錄并對比錄音錄像也未發現騙供現象存在。二是被告人在偵查、起訴和一審階段對受賄事實都予以承認且供述持續與穩定。因而法院最終認定被告人翻供欠缺合理性。

五、把握間接證據的關聯性

受賄案中由于受賄證據隱蔽之特性，導致能夠收集到的直接證據相對較少，如果被告人選擇翻供將會從根本上加劇審查和認定受賄證據的難度，因而對被告人受賄事實之認定的關鍵往往在于間接證據的收集和運用。間接證據一般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不容易被偽造或編造，即使被告人否認其中某一細節，也不可能推翻由間接證據組成的證據鏈所證明的全案事實。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規則反映了印證模式的現實性、可能性和合理性，因為它擺脫了以往審判對被告人口供過分依賴的思維慣式，為確定被告人翻供之真偽提供了一個新路徑。

例如章某受賄案：受賄人是寶鋼某國有分公司副總經理，在為行賄人陳某購買低價鋼材過程中提供了幫助，陳某為感謝章某的幫助在中秋節前夕給其10萬元的感謝費。章某在一審中對曾供認在案的受賄事實予以當庭否認。為此，法院查證了以下五個間接證據：一是行賄人提供了中秋節前一天為了行賄而去銀行取款的憑證。二是查明行賄人所在公司賬簿上當時有10萬元款項支出的記載。三是證實受賄人所在公司與行賄人所在公司有業務上的往來，且受賄人具有批準500噸以內優惠鋼材的權限，這說明行賄人具有行賄的動機，受賄人具有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四是行賄人司機證明是自己在中秋節前夕，曾送行賄人到受賄人辦公樓下，并且看著行賄人提杏花樓月餅盒上樓，回來時卻兩手空空。五是章某的妻子證實丈夫在中秋節前拿回來一個杏花樓月餅盒，自己以為是月餅，打開后卻發現里面有十萬元錢?？梢娚鲜鑫鍌€間接證據都指向受賄數額、動機、時間、地點以及裝錢工具且相互吻合，可見五者之間具有極強的關聯性。其妻子的證言與其翻供相互沖突，卻能夠與行賄人及司機的證言相互吻合，顯然被告人的辯解無法阻斷已形成閉合的證據鏈，因而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地認定被告人受賄之事實。

六、合理運用事實推定

在金某受賄一案中，行賄人朱某為了承租土地向金某的丈夫夏某(某國有公司總經理，已另案處理)行賄人民幣五萬元，但由于夏某當時不在家，金某將錢收下，藏匿其中三萬元，另外兩萬元交給夏某并告知朱某承租土地的事情，夏某順手將兩萬元放進客廳的抽屜里。一審判決后金某上訴否認受賄事實，上訴理由是丈夫夏某已經將五萬元歸還給朱某，行賄人朱某對此也予以承認。

二審對于金某的翻供進行了審查并輔有如下證據證明：第一，對于朱某行賄事實，不僅朱某的供述與金某的供述相互吻合，而且有陪同朱某前去行賄的徐某、錢某等人的證言予以證明。第二，金某的外甥女因生意周轉向夏某借兩萬元，夏某從客廳的抽屜里拿出一捆錢，外甥女一數正好兩萬元。第三，對于歸還五萬元這一事實，根據夏某供述他沒有對金某講過歸還朱某錢款一事，顯然金某的翻供和夏某的口供相矛盾。第四，朱某聲稱將夏某歸還的錢支付給陶某和戴某，但陶某和戴某對支付一事矢口否認。雖然金某對受賄和朱某對行賄都予以否認，但朱某的行賄行為有人證明，而且金某外甥女看到夏某從抽屜里拿出錢和夏某當時將二萬元錢塞進抽屜是同一個抽屜，且數目恰好是兩萬元。根據這些證據和細節所顯示的事實能夠推定出金某收受了賄賂。而且，朱某的翻供因為夏某、陶某和戴某的否認而被證實系虛假，這又進一步證實了金某的受賄行為，因而雙方的翻供都不具有可采性。

基于受賄案件所呈現的證據相對欠缺，一般只包括受賄人供述和行賄人證實，一旦一方或雙方翻供，這類證據的效力就會缺損而有待于進一步證實。在受賄人翻供的情況下，真正能夠認定受賄人有罪的證據是根據受賄人、行賄人口供提供的線索而查證屬實的間接證據以及其他相關細節。美國學者喬恩·R·華爾茲指出，間接證據通過推論來確立其與所要證明之事實主張的關系，它是一種次要的甚至附屬性事實的證據，事實認定者可以從這一事實本身或其他一系列事實相聯系而推斷出最終的事實或主張存在。1事實推定是法官在審查和認定證據過程中一種常態化的推理活動和思維工具，尤其在欠缺直接證據時，法官為確保審判的公正性，就要依靠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通過事實推定的方式將間接證據有機結合形成一個封閉證據鏈以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受賄案件的審理是一項十分復雜又艱巨的工作，它既有因被告人特殊身份所引起的某種外在壓力或者關注，又有受賄案自身所展現的證據種類和數量的相對欠缺。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困難的歸結點仍然在于對證據的全面、仔細審查。前文根據審判實踐，結合證據理論總結了在被告人翻供時如何審查和認定證據的六種實踐形態，這六種實踐形態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聯系、彼此補強，它既包括針對不同翻供類型所應選擇的合適的突破點，也包括證據審查的重點和認定的規則，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相互結合，綜合運用。

以上就是律霸網小編對于受賄罪的相關知識的分享，對于這方面的罪的認定有時候是會存在一定的翻供情況，所以是會進行重新的罪責的認定，進行重新的審視，以證明法律的公正性，那么希望可以對大家的知識起到拓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