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罪是受賄人與行賄人權錢交易的一種瀆職犯罪。《刑法》對受賄罪構成要件做了明確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對此犯罪客體的規定是侵犯國家機關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國家廉政建設制度。對主體的規定是國家工作人員。對主觀要件的規定是直接故意。特別是對客觀要件的規定比大多數罪名要復雜，既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又有“以非法收受財物為實質內容”；既限于“索要、收受兩種形式”，又限制受賄必須“為他人謀利益”。這些法律上的要求在辦案中都要有證據一一證實，漏掉任何一方面的證據都無法定案。特別是當前在市場經濟逐步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這種錢、權交易極容易被所謂正常的、必要的，合理的應酬或不正之風等現象所掩蓋、所混淆。如果收集證據時出現疏漏，往往造成全案或部分犯罪事實被否定，致使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制裁，直接影響到反腐敗斗爭的深入發展，就此，對受賄案件在收集證據上易發生的疏漏及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談點看法。一、收集客觀要件證據時的疏漏及對策辦案實踐中，在收集客觀要件上的證據時最容易出現兩種疏漏：一是證據收集不全。主要表現在證明客觀要件的某一方面欠缺證據。如：雖然有了“收受他人財物”的證據，但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證據；或雖有了“為他人謀利益”的證據，又欠缺“利用職務便利”的證據，等等。證據不充分，顯然無法認定犯罪。二是證據的證明力弱。主要表現在所收集的證據有不確定性，沒有最后“敲死”。如：行、受賄雙方利益交換不明確；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和證明犯罪事實，必然會給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機，或狡猾抵賴，或拒不供認，或以假象掩蓋犯罪事實真相，或供小不供大，或供了又翻。是非難分，罪與非罪難定。對此，在辦案中應注意兩個方面：其一：正確認識受賄罪客觀要件中的犯罪數額與其他構成條件之間的關系，把收集證據的側重點放在犯罪數額以外的其他基本條件上，圍繞“利用職務之便”收集和固定證據。所謂客觀要件的其他構成條件就是法律規定的“以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益”、“索要、收受形式”等。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客觀要件中的其他構成條件，索要、收受財物的數額才在認定受賄罪方面有實際意義。我們在收集和固定證據是要突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個重點，凡是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的書證、物證，證人證言和犯罪嫌疑人悔過書、檢查等都要依照法定程序加以收集。在辦案實踐中，有的辦案人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認識不很清楚，往往一接觸犯罪嫌疑人，便急于挖出受賄的數額，而忽視了收集與其他構成條件相關聯的證據。這樣做，實際是欲速則不達。比如索要型受賄，如果只注意收受財物多少，而忽視了“利用職務之便”的前提條件，那么，就是收受財物再多也構不成受賄罪。其二，正確認識行、受賄雙方利益交換關系，把收集證據的注意力放在區分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上。“兩高”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由此可見，收受型的受賄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構成受賄犯罪的主要條件之一。如果受賄人沒有給行賄人謀利益，其行為就不構成受賄罪。所以，收集證據時必須把注意力放在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上，諸如此類能夠體現犯罪嫌疑人犯罪特證的證據都應注意收集和固定，如，日記、電話記錄、便條、合同、會議記錄、證人證言、訊問筆錄及相關物證。當前，有些行賄人往往借受賄人婚喪嫁娶或生日慶壽、子女上學入伍等時機，以人情往來為幌子送財物，這給區分罪與非罪帶來不少困難。對于這類行為，首先要查明行為人的動機和目的，即查明“送禮”人是否有行賄之動機、目的：“收禮”人是否為“送禮”人又有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利之行為，就符合受賄罪的客觀要件要求，達到數額較大，即構成受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