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騙取出口退稅罪辯護的內容有哪些?

騙取出口退稅罪辯護的內容有：當事人基本信息、辯護人基本信息、案件發生情況、法律依據、辯護要件、法律適用等等。辯護，控訴的對稱。是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為反駁控訴，提出對被告人有利的理由而進行的申辯活動。是一種基本的訴訟職能。起源于羅馬共和制后半期。

二、范文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受楊某某的委托和廣東**律師事務所的指派，在深某市德某物流有限公司等被控騙取出口退稅罪一案中擔任楊某某的一審辯護人。我接受委托后，到貴院進行了閱卷，對案件事實進行了適當的調查，剛才又參加了法庭調查，對本案有清楚的認識。

在本案中，控方在《起訴書》中指控：“2007年10月至2012年4月，何某某、錢某某在經營達某某衣公司和達某輕紡公司時與深圳市某環保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浩某公司)負責人張某商謀，由張某負責為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虛假出口報關獲取出口貨物報關單、非法購買美元進行外匯核銷及聯系代加工企業提供虛假加工費發票，用于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申報出口退稅，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張某為此與被告單位深某市德某物流有限公司(下稱：德某公司)、深圳市萬某某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下稱：萬某某公司)、深圳市新某某報關有限公司(下稱：新某某公司)的負責人王某某商定，由德某公司、萬某某公司、新某某公司將他人委托報關的服裝類貨物，以出口價值一美元貨物收取人民幣1到3分的報關費，通過王某某、黃某某、梁某某、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虛假配單、制單的方式，為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提供虛假出口貨物報關單等材料，后來由王某雄具體負責該項業務。”(詳見《起訴書》第4、5頁)。

在法律適用方面，控方認定：德某公司、萬某某公司、新某某公司以假報出口等手段，為他人騙取出口退稅款，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而王某某、王某雄為德某三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王某某、黃某某、梁某某、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其涉案行為亦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詳見《起訴書》第7、8頁。)

我們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法認定德某公司、萬某某公司、新某某公司涉案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而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既沒有實施騙取出口退稅的幫助行為，也沒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更不是單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貴院應依法作出楊某某等人徹底無罪的判決。具體論述如下：

一、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實施的涉案行為，不符合《刑法》第204條騙取出口退稅罪所規定的客觀行為要件，無法認定其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其一，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實施的是“代理報關”行為，而非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行為。

首先，《刑法》第204條明確規定刑法意義上的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是指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行為”。而“假報出口”，是指行為人根本沒有出口產品，但為了騙取國家的出口退稅款而采取偽造上述有關單據、憑證等手段，假報出口的行為。“其他欺騙手段”，是指除了“假報出口”以外的所有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而采取的欺騙手段。(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第2版第204條的立法釋義)。由此可見，不管是“假報出口”手段，還是“其他欺騙手段”，都屬于“手段”本身，而非等同于“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本身。在本案中，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沒有實施任何以“假報出口”為手段的騙取出口退稅行為。庭審中亦已查明，本案不存在“空柜”的情況，更不存在沒有出口產品的情形。顯然本案不存在“虛假出口”的問題。

其次，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不能將涉案的“代理報關”行為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刑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的“假報出口”，是指以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為：(一)偽造或者簽訂虛假的買賣合同;(二)以偽造、變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貨物報關單、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貨物專用繳款書等有關出口退稅單據、憑證;(三)虛開、偽造、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稅的發票;(四)其他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的行為。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符合“假報出口”行為要件的前提是“以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為目的”，但本案并不存在虛假已稅貨物出口的情況;而該司法解釋所列舉的四個條款所規定的行為，均與本案無關。本案也不存在以偽造、變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貨物報關單的行為。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是完全按照海關等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以合法手段取得出口貨物報關單的，并不存在偽造、變造或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貨物報關單的情形。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為騙取出口退稅而采取的“其他欺騙手段”本身，并不等于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本身。其他為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提供幫助的“幫助行為”本身，也不等于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本身。

不可否認，在行為人同時觸犯騙取出口退稅罪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兩個罪名的情況下，存在“從一重處罰”的情形，這屬于刑法上的“吸收犯”問題，但不能據此將“騙取出口退稅”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兩個行為認定為一個行為，也不能據此就認定實施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人，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共同犯罪行為。《刑法》之所以在第204條規定了騙取出口退稅罪的行為，在第205條規定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的行為，其立法本意就是為了將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與其他騙取出口退稅的幫助行為區別開來，且明確規定騙取出口退稅行為的“幫助行為”僅限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的行為。為騙取出口退稅行為人提供的其他幫助行為，并不屬于《刑法》調整的范疇。

具體到本案，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實施的只能是“代理報關”行為，不能把其行為強行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或“騙取出口退稅”的共同犯罪行為。

其二，從客觀行為角度分析，楊某某等人沒有實施任何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或騙取出口退稅的幫助行為，其在本案中實施的“打單(報關單)”行為，與普通文印店里打字員的打字行為無異，無關犯罪問題。

首先，在本案中，除了將德某公司客服等人員提供的報關單(面單)信息，從文字、文檔狀態，經過其“打字”輸入行為，變成海關報關單格式的報關單電子文檔(報關單草單)，其他行為均與楊某某等人無關。

控方指控的獲取出口貨物報關單、非法購買美元、提供虛假加工費發票、購買增值稅發票、獲取外匯核銷單、向稅局申報出口退稅等行為，均與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無關。

其次，在德某三公司內部，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根據公司客戶提供的報關單信息，進行配單、打單、核單、打印正式報關單、提交報關單等行為，均是德某三公司正常的業務行為，是德某三公司長年累月地進行的程序性、行政性的經營行為，與犯罪無關。

如楊某某的“打單”行為，僅僅是整個正常報關業務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不能將其行為無限放大，不能將其行為認定為整個代理報關行為本身，更不能將其報關行為認定為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涉嫌的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本身。否則，就是將其他涉案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強加在楊某某、朱某某等人身上，違背起碼的罪責自負原則。

最后，楊某某等人根本就不具備實施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或騙取出口退稅幫助行為的時空條件，更不具備實施共同犯罪行為的時空條件。

在本案中，控方指控的是共同犯罪，指控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的錢某某、何某某等人與浩某公司的張某等人構成共同犯罪;指控浩某公司的張某等人，與德某三公司王某某、王某雄等人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有共同犯罪的主觀故意，并實施了共同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行為。但楊某某等人僅僅是德某公司中一名普通的“打字員”，一名普通的報關員，每天都在公司內從事程序性的“打單”工作，非下班時間，基本上都不離開公司。從時空角度考慮，其無法與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浩某公司的涉案人員進行任何意思聯絡，更不可能形成共同犯罪的主觀故意，以及實施共同犯罪行為。即便是德某公司的王某某、王某雄或其他業務主管，也不知悉達某公司騙取出口退稅的相關情況，他們也不可能將相關情況告訴楊某某等人，使得楊某某等人根本就不可能知悉涉案報關單最后是否被用于出口退稅的情況。

以上法律意見，請合議庭依法予以采納。

此致

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廣東**律師事務所

黃**律師

2014年8月15日

辯護人對當事人進行合法的辯護，在司法審理程序上是允許且合法的，辯護人利用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和法律的相關適用許可，對法庭陳述案件的犯罪事實并提供相關的證據，可以對騙取出口退稅罪的當事人進行合法的辯護，以期法庭做出有利于本方當事人的判決，但需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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