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準確把握主觀故意的時段性。

交通事故發生后，肇事人的心理狀態時刻發生著變化，其行為也變得復雜多樣，導致在司法認定上，逃逸與自首、逃逸與救助界限模糊。甚至有學者認為，逃逸與自首、救助不能同時存在于一個案件之中，因為兩者在主觀方面決然相反，無論認定哪一方，都將是對另一方的否定。例如肇事人肇事后逃逸，但過了一段時間又到司法機關自首，后面的自首行為便是對行為人沒有逃避法律追究意圖的說明，從而認定之前的逃逸行為不能成立。這種以后行為推證前行為的做法，明顯不符合法律邏輯。那么，要做到對肇事人懲罰的客觀公正，必須還原肇事人在各個時段的主觀狀態，再依此做出判斷。

例如交通事故發生后，肇事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離現場的，應該認定為逃逸。但之后，肇事人心理發生變化，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犯罪事實的，應該認定為自首。因為逃逸對社會、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及對司法資源造成的浪費業已存在，肇事人在逃逸時又具備逃逸的主觀動機，完全符合逃逸的認定標準。而之后的自首只是肇事人對前面所有行為，包括交通肇事行為與逃逸行為的認知悔過，并不能在主觀上否定之前肇事人逃逸的故意。按照此種觀念，上面所提及的肇事人因害怕遭受打擊，而逃離現場，后又及時投案的，依法可以認定為自首，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二是準確理解主觀明知。

根據刑法精神，刑法不打擊無知者，所以行為人在逃逸時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換言之，如果行為人沒有意識到交通事故的發生而離開現場的，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只能作為一般逃跑行為，處于交通肇事基本刑。需要強調的是，此處的“明知”應該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兩個方面，如果根據收集的證據，能夠證明行為人“應當知道”自己的行為造成了交通事故，而故意裝作不知道，并逃離現場的，仍應當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是準確界定主觀動機。

如前所述，肇事人逃逸的主觀動機是逃避法律追究或回避對被害人的救助，如果缺少這兩個方面，就不能認定為逃逸。因為實踐中，常常會遇見這樣的情況，交通事故發生后，被害人親友及周圍群眾因為情緒激動，一擁而上對肇事人拳打腳踢，甚至還將肇事人毆打致傷。因此少數肇事人在肇事后，由于害怕遭受打擊，便迅速逃離現場，但很快又通過親友報警或自己到公安機關投案等形式，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的控制下。這些人逃離現場的主觀動機具備正當目的，其主觀惡性相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觀惡性而言，要小得多，必須加于嚴格區分，不宜認定為逃逸。但這種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自首，理論界與實務界觀點不一，對此筆者在下一部分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