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于新增加的第三個罪刑階段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理論界與實踐界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其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逃逸致人死亡”的行為內容，第二，“逃逸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第三，是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量刑是否要以逃逸行為之前的交通肇事行為構成犯罪為必要前提，第四，是“新刑法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的情況。下面筆者將對以上問題作出詳細論述。

逃逸致人死亡的行為內容

關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行為內容，學界主要有四種觀點：

其一，認為屬于逃避法律責任而逃跑的罪后表現，其行為與罪過均與前兩個罪刑階段相同，只是情節不同，因而規定了更重的法定刑，屬于情節加重犯;

其二，認為是行為人違章肇事后，為逃避罪責，急于逃竄，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搶救而死亡;

其三，認為主要包括兩種情況，第一、行為人違章肇事后，為逃避罪責，急于逃竄，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搶救而死亡，第二、行為人肇事后，遵守了第一次違反的注意義務，但疏忽了其他的注意義務，而這一疏忽造成了第二次肇事，致使前次肇事受害者之外的其他人死亡。

其四，“因逃逸致人死亡”因僅限于過失致人死亡，即事實上發生了二次交通肇事：已經發生交通事故后，行為人在逃逸過程中又發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死亡。

筆者認為，對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應當首先從立法意圖和立法技術層面來考慮。

首先，刑法增設的這一條款反映了當時的司法實踐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從司法實踐有關交通肇事罪的調查結果顯示來看，幾近50%的肇事司機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罪責而逃逸，使被害人因此得不到及時治療而死亡，導致了危害結果的進一步擴大，也給公安交警部門的偵查工作帶來了相當的難度。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僅腐化了社會善良的風俗，而且直接造成了不必要的更大的損失，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此類狀況的發生，立法者認為有必要對于逃逸的行為人予以加重處罰，并基于此，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設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第三個罪刑階段。所以從立法者的本意來看，逃逸致人死亡應該是指那些肇事者因為害怕承擔罪責，而駕車逃竄，以致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死亡的情形。

其次，從立法技術上看，交通肇事罪共分為三個罪刑階段

其一、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其二、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三個罪刑階段分別以以分號相隔，法定刑的立法模式也是銜接型中的由輕到重的遞進方式。可見立法者認為這三個罪刑階段的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由輕到重。

同時這三個罪刑階段中兩次出現“逃逸”，其中，第二個罪刑階段要求交通肇事后逃逸，在司法解釋中將其進一步明確為逃逸之前的肇事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并且側重點在于強調肇事后逃逸這一行為，以之作為加重法定刑的情節。而第三罪刑階段中的逃逸并未要求“交通肇事后”，司法解釋也只將其具體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沒有明確這里的“逃逸致人死亡”是否要求其之前的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

對此，我們既可以理解為這有可能是基于立法力求文字簡潔的考慮，而默認了此中的逃逸要求有交通肇事罪為前提，也可以認為立法者認為此處是否要求前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并不重要，因為此處的側重點在于逃逸這一行為導致的被害人死亡這樣一種嚴重的后果，也就是說，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嚴重的后果，才有必要將對逃逸這樣行為的處罰法定刑提到更高的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