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刑法學界關于犯罪既遂的標準主要有三種主張：一是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該說認為犯罪行為具備了犯罪構成全部要件的，是犯罪既遂;二是法定的危害結果發生說，該說認為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引起了某種法定的危害結果發生的，是犯罪既遂;三是犯罪目的得逞說，該說認為行為人故意實施的犯罪行為達到了其犯罪目的的，是犯罪既遂。目前，我國刑法學界較通行的觀點是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注：參見蘇*漁主編：《刑法學》(修訂版)，中國**大學出版社;趙*法、吳*興主編：《刑法學通論》，**教育出版社等教材有關犯罪既遂的論述。)

筆者認為，上述三種主張均不足取。

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的錯誤是明顯的。這種主張的錯誤在于，它混淆了犯罪既遂與犯罪構成的界限，并與我國刑法的規定相矛盾，無法解決犯罪既遂與犯罪未完成形態的區別問題。

法定的危害結果發生說的錯誤在于，該主張以法定的危害結果的發生作為犯罪既遂的成立標準。該說違背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我國刑法對各種故意犯罪，都沒有明確規定犯罪既遂的成立所應具備的危害結果，所謂犯罪既遂應具備的“法定的危害結果”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缺乏明確而具體的法定依據，才引發了學理上對犯罪既遂標準的爭論。

犯罪目的得逞說也欠全面和準確。雖然在實踐中，許多犯罪能夠根據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達到與否來認定犯罪是否既遂，但如果將犯罪目的是否達到作為統一的標準適用于各種故意犯罪既遂形態的認定，則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同一種犯罪的犯罪目的在不同的犯罪主體上會有差異性，如果根據犯罪人的犯罪目的認定犯罪既遂會導致同一種犯罪的既遂標準出現差異與混亂。第二，某些犯罪的犯罪目的具有多層次性，究竟以哪一層次的犯罪目的為依據來認定犯罪既遂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問題。第三，某些犯罪中犯罪人追求的犯罪目的與刑法禁止該種犯罪所要維護的權益不相對應。在這種情況下，以犯罪目的是否達到來確定犯罪是否既遂顯然是與刑法保護某種權益的立法精神相左的。正因為存在上述弊端，使得犯罪目的得逞與否難以成為衡量犯罪既遂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標準和依據。

二

犯罪既遂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筆者以為關于這一問題的答案應當從立法宗旨上去尋求。

我們知道，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合法權益，而且刑法對每一種具體犯罪的禁止性規定都是為了維護某種特定的合法權益。而刑法關于犯罪既遂、犯罪未遂、犯罪預備等犯罪終結形態的劃分也是從屬于這一目的的，其著眼點在于將那些對合法權益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情形區別開來，以便正確地適用刑罰。因此，犯罪行為對刑法所意圖維護的特定權益的客觀危害程度，應當成為我們區別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總的根據。犯罪預備與犯罪未遂的法定界限是行為人是否“著手實行犯罪”，而是否著手實行犯罪的實質就在于行為人對刑法所保護的某種特定權益是否構成直接威脅(這已成為刑法學界的共識)。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法定界限是犯罪是否“得逞”，而得逞與否的實質則在于犯罪行為對刑法禁止該種犯罪所意圖維護的權益是否先必須造成實際損害。這就是說，犯罪的既遂標準應當是：犯罪行為對刑法所意圖維護的權益造成了實際損害。這一標準既符合刑法的立法宗旨和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又能為犯罪既遂的認定提供明確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