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某報社的一篇關于勞動區別賠償的文章(下稱孔-文)，有律師認為該偏差時不合理的，應該予以取締，一下是取消的理由：

一、死亡賠償金不是精神損害賠償

關于《解釋》第29條規定的“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孔-文認為是“作為民法上懲罰侵害人、保護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損害賠償(死亡賠償金)”，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首先，在《解釋》起草人之一，時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審判長的陳現杰博士所撰寫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載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一文中明確說明，“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均系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解釋》“在概念上，與現行法律規定保持一致，將對收入損失的賠償稱為死亡賠償金，而對精神損害的賠償就叫精神損害撫慰金，以期概念準確，用語規范。”并且還進一步說明，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7條第(8)項在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外，又規定了死亡補償費，在解釋上就被理解為精神損害撫慰金。這一理解，事實上影響了后來的立法。我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四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二條，均采取在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外，同時給付死亡賠償金的模式;其死亡賠償金，解釋上也認為是精神損害撫慰金。但這一模式，在審判實踐中出現了重大問題。由于有關司法解釋對附帶民事訴訟和獨立民事訴訟的法律適用作了限制性區分，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受理精神損害賠償，以致在犯罪引起的導致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人近親屬不能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獲得死亡賠償金的賠償。為此《解釋》對此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定位為收入損失的賠償，能在一定程度上調整死亡賠償的利益失衡，使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獲得相對公正的司法救濟。另外，《人民法院報》2005年3月2日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有大法官在“中美人格權法與侵權法高級研討會”的講話，在講話中再次強調“(《解釋》)將死亡賠償金的性質確定為收入損失的賠償，而不再是以往司法解釋中規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性質。”從司法解釋起草者的說明和黃*有大法官的講話均可以確認：《解釋》第29條以及第17條第三款規定的“死亡賠償金”是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屬經濟損失的賠償而非孔-文所認為的精神損害賠償。

其次，即便沒有看到陳現杰博士的文章，我們從《解釋》原文的規定也能夠看出“死亡賠償金”非精神損害撫慰金。《解釋》第17條第三款規定“受害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除應當根據搶救治療情況賠償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相關費用外，還應當賠償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然后在第29條規定了死亡賠償金的具體賠償標準和計算方法。《解釋》第18條又緊接著規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親屬遭受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如果說第17條第三款以及第29條規定的“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損害賠償范疇的話，為什么又在第18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方式呢?豈不自相矛盾?

因此，對于《解釋》所規定的“死亡賠償金”的性質應認定為經濟損失賠償而不應認為是精神損害賠償，此為孔-文誤之二。

二、收入損失賠償應具有差別性

民事法律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在法律上是相對的。當這種法律關系遭到破壞而失衡時，就需要用法律對這種失衡狀態進行矯正，以求恢復平衡。因此，當一方當事人違反民事義務，使他人受到損害時，只有讓另一方補正受害人的損失，方可使當事人雙方在物質利益上達到新的平衡。因此在侵權責任的賠償損失上，除經營者故意欺詐等法律規定的應承擔懲罰性賠償外，基本的原則就是賠償全部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但是，受害人死亡以及勞動能力喪失的經濟損失沒有可以具體衡量的標準。因為每個人都無法正確預計如果沒有侵權行為的侵害，自己自然壽命的長短以及未來收入的變化，尤其是暫不具備勞動能力的未成年人，其未來的勞動能力和收入水平難以預測，是一個抽象的不確定的概念，因此這些損失屬抽象損失范疇。如果根據舉證規則，要求賠償權利人對于未來收入進行舉證的話，顯然無法辦到。而且每個受害者的收入情況均不一樣，我國城鄉收入又確實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解釋》對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等抽象損失采取了區別定型化賠償的方式，根據城鎮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以及農民純收入設置有固定的賠償標準和期限，筆者認為正是對于賠償權利人的一種保護。如果全部采取一個標準，像新西蘭那樣，有一個基金，在他們國家出了傷害事故，不管受害人的身份都可以領取一筆賠償金，這其實就是消滅了侵權法，因此國際上少有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