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是如何逮捕的

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數量劇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在實踐中左右為難，其中立法不足，執法理念的陳舊等缺陷有待完善。為此我國應該借鑒外國少年司法理念，結合我國國情，特別是新刑訴法的相關新規定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進行反思以及模式探索，建立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審查逮捕工作制度體系，確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更加人性化、合理化、合法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研究

【摘要】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數量劇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在實踐中左右為難，其中立法不足，執法理念的陳舊等缺陷有待完善。為此我國應該借鑒外國少年司法理念，結合我國國情，特別是新刑訴法的相關新規定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進行反思以及模式探索，建立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審查逮捕工作制度體系，確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更加人性化、合理化、合法化。

【關鍵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模式探索

引言

未成年人犯罪現象日益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綜觀未成年人犯罪的發展趨勢，上升勢頭明顯，犯罪類型日益多樣化。而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司法處理，不僅直接影響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也關乎維護家庭、社會的安寧、穩定與秩序。作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的上游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改革探索的意義不言而喻。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的研究，有助于構建完善的，旨在通過教育全力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審查逮捕制度;有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最大程度避免逮捕程序進行中產生的交叉感染;有助于維護法律秩序的穩定，確保社會的安定和諧;有助于推動權力的運行切實符合法治性要求，使公安機關運用偵查權更加規范化、使檢察機關運用批捕權時更加規范化、使法院運用審判權時彰顯程序公正。

一、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現狀及適用逮捕措施情況

(一)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現狀

根據最新統計，我國現擁有4億左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他們素質的高低關系到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興亡。近些年來，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取得了明顯成績，但形勢仍不容樂觀，近五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和法院平均每年批準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七萬多人，提起公訴以及自訴的案件8萬多人次，未成年人犯罪總量仍居高不下。特別隨著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的推進，流動、閑散和留守未成年人涉網犯罪、涉毒犯罪、涉財犯罪問題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組織化程度增強，犯罪低齡化和作案手段成人化、暴力化傾向明顯，惡性極端案件時有發生，給社會穩定和諧帶來一定消極影響。就前些年來看，全國檢察機關自1998年至2003年共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317925人，占全國批準逮捕總人數的7.3%，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數占涉嫌犯罪總數的比例呈現上升態勢。以筆者所在的轄區檢察院為例，據統計，2012年受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33件10人，占總受案數的比例為10%，2013年上升至12%，2014上半年已上升至13%，程逐年遞增情形。另外，未成年人涉嫌犯罪類型呈現多樣化。近幾年以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類型有盜竊、搶劫、搶奪、故意傷害、非法拘禁、強迫賣淫、販賣毒品、敲詐勒索、破壞生產經營、猥褻兒童、強奸等。其中“兩搶一盜”占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總數的60%。

(二)審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存在的問題：

未成年人審查逮捕的缺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適用過于成人化

首先是機械套用成人標準，與成年人犯罪均適用同一逮捕標準，缺乏司法實踐操作性。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體系尚未形成，辦理未成年人審查批捕案件主要是根據、參考《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以及高檢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其次是規定太過籠統、模糊，缺乏實際可操作性。雖然高檢院對于未成年人的批捕工作做出了一些特殊規定，但是這些規定在用語上的模糊表達也導致對未成年人的批捕工作沒有統一標準，導致其中的自由裁量權存在過大的可能，再加上各地工作考核問題，使得對未成年人的“慎捕”幾乎成為一句空話。盡管《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十三條規定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能夠保證訴訟正常進行，并具有七種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但是對于什么情形下算具備有效監護條件、幫教措施，能夠保證訴訟正常進行，未再進一步明確規定。

2、逮捕替代措施存在缺陷

現行“三位一體”社會教育對策尚未能充分發揮其功能。所謂“三位一體”是指構筑以學校為中心，學校、家長和社區三結合的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立體化教育體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大多存在輟學、家庭缺乏管教等現象，特別隨著近來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日益增多，這些人流動性強，早早脫離家庭、學校、所在社區的監管，造成一定程度的管理盲區。若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又缺乏配套保障，尤其對流動人口中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極少，主要原因是未能找到合適的擔保人或提供足夠的保證金，監視居住的成本又太高。

3、“構罪皆捕”的現象普遍

筆者發現未成年人的審查批捕工作中只是明確了無罪不捕和疑罪不捕兩種情況，而很多涉罪的未成年人都處于捕與不捕的邊緣，這就使得“逮捕與否”成為一個焦點。但在現實中逮捕率是與公安機關的考核工作相掛鉤的，加上檢察人員在短短七天內是很難對未成年人展開全面調查的，因此也就很難作出不捕的風險評估，在這種情況下使得我們不得不對未成年人采取逮捕措施，以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

4、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就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尚未形成共同的處罰尺度

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對刑事政策的具體把握不盡統一，當前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別是外來人口，幾乎都先行采取刑事拘留進行人身羈押，而刑事拘留由公安機關負責人就可決定。

二、域外少年司法理念之借鑒

自19世紀以來，對少年兒童的保護和關注已經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運動。世界各個國家的積極參與使得諸多有關少年兒童的國家公約應運而生，一系列有關少年司法國際準則的制定，促成了世界各國少年司法制度在理念上的趨同性和共通性。這些理念包括：

(一)國家親權

起源于英美國家的“國家親權”理念認為，國家既然可以對特定國民的財產享有監護權，那么國家當然也可以將這種監護權延伸到這個國家的未成年人身上。這時國家一方面擔任教育未成年人的角色，引導誤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改過自新，早日回歸社會。另一方面，國家重視為未成年人謀福利，確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國家親權”理念對世界少年司法有著巨大的影響，甚至有學者認為少年法之理論體系導源于英國普通法之國家監護權觀念，經長期演變為其主因。國家親權有利于彌補家庭監護的不足，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二)刑罰個別化

刑罰個別化的基本含義是根據罪犯的個人情況，有針對性的規定和適用相應的刑罰，以期有效地教育和改造罪犯，預防犯罪的再次發生。所有的刑罰都應該建立在對罪犯的相關情況的分析判斷基礎上，同一罪行，同一罪名也有可能存在不同的起因，不同的過程，這些都應該成為刑罰處治的參考依據，這樣才能更好地促使犯罪人員的改過自新。

(三)保護主義優先

保護主義優先同時也稱為“未成年人宜教不宜罰原則”，其基本含義是，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與不良行為，應當采用教育性手段，而不宜施以懲罰。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首先要采取教育的手段進行適當的引導，在教育中感化他們，這才能從根本上使得未成年人獲得重生。。比如在瑞典，對于違法未成年人的處理，主要也是由社會福利機構負責，兒童福利機構不僅享有處理未成年人保護案件的權力，而且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有審理權。而就司法系統的作用而言，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把教育監管的權利分配到社會各個機構，有利于對未成年人實行全方位的教化。

上述未成年人司法理念，體現了相關未成年人法制的基本特點，符合對未成年人問題的共性認識，無疑具有極大地借鑒意義。

三、改革與完善的思考

逮捕是剝奪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最嚴厲的一項強制措施,逮捕嚴重影響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發展，為了減少對未成年人的負面影響，檢察機關應在不違背基本法律原則和精神的前提條件下,大膽改革、勇于創新、不斷實踐,努力探索預防、矯正、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路。

(一)專門辦理制度以及細化逮捕標準和條件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采取強制措施的條件，但這些條件沒有體現出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年齡差別，法律也沒有針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制定專門的強制措施，一般都是按照《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的三個法定條件進行。因此，我們應對立法進行完善，細化逮捕標準和條件，使檢察機關在放寬逮捕條件時有法可依，以便能夠從根本上改善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適用。細化有關規定,建立專門辦理未成年人審查逮捕的機構,建立和完善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機制。最高檢《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設立專門工作機構或者專門工作小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備條件的應當指定專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檢察人員承辦。《規定》第13條指出了5種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情形。依據上述精神,基層檢察機關應當設置專門機構或者具有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等專業基礎知識和有關法律知識、有一定辦案經驗的專職人員承辦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規定的5種不捕情形前提下,聯同公安機關,共同制定一個細化的不捕標準,防止分歧,增強法律條文的可操作性。應當建立辦理未成年人寬嚴相濟刑事案件登記評估制度,將評估結果作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依據，嚴格把關,既要確保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又要保護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品行調查

最高檢在《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4條規定：“……在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前，應當審查其監護情況，參考其法定代理人、學校、單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意見。”這就要求檢察機關在作出不捕決定時，既要接受監督，又要聽取民意，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品行調查[3](P63)。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品行調查，就要求在辦理審查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除了要進行事實和證據的審核之外還需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動機、生活環境及未成年人生活習性等情況。這樣才能找出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真正原因，做到對癥下藥，有效降低逮捕率，最終達到積極挽救失足少年，促使其改過自新，早日回歸社會的目的。

(三)意見聽取制度，聽取被害人的意見

檢察機關作出的不批準逮捕決定與被害人的實體利益息息相關[7](P121)。在沒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發生或者根據現在證據不能認定構成犯罪的，客觀上被害人的權利很可能已經被侵犯，只是因為證據上的缺陷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一旦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被害人就很難在民事上獲得賠償，這很顯然是對被害人實體權利的侵犯。至于有無逮捕必要，不僅要看證據和事實，而且要考慮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案件的社會影響、被害人的態度等。目前司法界提倡采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某些情況下被害人同意不對犯罪嫌疑人處理的，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那么在批準逮捕環節，也應當聽取被害人的意見，如果不批準逮捕對被害人情緒影響極大，容易造成社會不穩定等情形的，在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時必須對這些情形予以充分考慮。

(四)建立律師提前介入機制

賦予律師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階段的介入權事實上即是將律師在原有審判階段的辯護權向審判前階段所作的延伸前置。

目前，上海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階段嘗試了社會調查、非羈押可行性評估、逮捕必要性雙向說理等制度，已初步形成了在審查逮捕階段允許律師針對案件事實、法律適用、逮捕必要性、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等通過遞交書面材料或者會見承辦檢察人員的方式向檢察機關發表意見、提供線索，檢察機關在充分聽取律師意見、核實相關線索后依法作出是否逮捕決定，并將相關審核結果反饋律師的“律師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階段工作”的特殊機制。

但是以上模式存在以下困境：(1)律師沒有明確身份介入偵查、審查逮捕階段。他們可以以辯護人的身份參加會見，也可以以一般法律幫助者的身份參加會見，或是以其他身份參加會見。與此相對應的是，新律師法在第35條擴大規定了律師作為辯護人所享有的不受限調查取證權，卻在第34條仍將律師的閱卷權限定于審查起訴階段才能進行，賦予權限的不明確與前后不一致，讓律師無法在偵查、審查逮捕階段充分行使權利;(2)缺少律師權利救濟和責任追究制度。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律師的救濟權能，導致律師介入權前置缺少法律保障。這也可能導致部分律師在利益誘惑面前作出違法違規行為，沒有成文的追究問責制度，也就無法對這些律師進行及時的處治，這明顯不利于律師行業的規范運行。

(五)開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健全對未成年人犯罪審查批捕案件的跟蹤督導機制

為此，需要在未成年人的學校、居住社區建立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根據點，并定期舉行法律宣傳活動，要求每家每戶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參加。在未成年人聚集的學校里可以通過邀請司法機關人員來上法制課，通過對真實案例的講解，促進未成年人對法律的了解，知道犯罪需要付出的代價，從而實現從源頭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工作開展中，在作出不捕決定的同時，應與公安機關一起通知其父母、學校老師或居住地派出所、居委會(村委會)等有關人員，共同研究確定幫教措施和有關防范措施，此外還要與上述其父母、老師等有關人員建立定期聯系制度，及時了解掌握未成年人的近期表現，同時督促有關人員履行好管教職責。此外還要及時了解案件的進展情況，督促偵查機關加強偵查，盡快結案，對于偵查機關偵查活動中出現的違法問題和不當行為，應當及時予以糾正。

四、新刑訴法背景下制度體系之保障措施

(一)辦案方式的轉變

新刑訴法對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1、明確社會調查

新刑訴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對未成年犯進行全面的調查,加大司法機關工作量。

2、明確辦案人員

新刑訴法第266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要求辦案人員應當熟悉未成年人的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要具備一定的專業化水準，如辦案人員是否具備犯罪心理學知識及針對未成年人的心里輔導知識等。

(二)新刑訴法在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具體規定

1、辯護人問題

新刑訴法第33條、第36條、第267條對于辯護人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時間問題都作出了規定，但是規定要求不夠明確，不利于公檢法之間明確職責行使權力。相關的規定還有待進一步的明確，協調好公檢法機關的工作，確保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工作順利開展。

2、限制適用逮捕問題

新刑訴法明確對未成年人適用限制逮捕措施。如何正確把握運用新刑訴法第269條是檢察機關開展審查逮捕工作的關鍵所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為一個特殊群體，需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限制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既要保證犯罪分子受到應有的懲罰，也要確保減少對未成年人造成身心上的創傷，這些目的的實現需要公檢法機關在審查逮捕工作中有技術性地處理問題。

3、訊問時法定代理人到場問題

新刑訴法明確了辦理訊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代理人到場制度問題。訊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法定代理人到場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撫未成年人,減少他們的恐懼不安，讓他們配合訊問工作。而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代理人到場可以監督訴訟活動的進行，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犯的合法訴訟權益。這就要求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訊問未成年犯時，必須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的，應當通知其所在單位、社區或其親友到場。但是法定代理人無法通知的情況還是可能存在的，再者依照目前公安機關看守所相關規定，提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時，是不允許其法定代理人進入現場的。對此，刑訴法需要對各種情況的解決方法用條文明確規定下來。

4、社會調查問題

依照新刑訴法規定，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對未成年人成長過程、犯罪原因、管護幫教條件等情況進行調查，但是并沒有明確規定社會調查工作由哪個部門來負責，并且社會調查工作的開展可能會遇到諸多阻礙，如未成年人監護人以及其教師同學們不愿意配合調查了解等，這就可能導致社會調查成為一種空想。

(三)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工作的完善

1、建立以律師為主的辯護人制度

根據新刑訴法的要求，建議建立律師擔任未成年犯辯護人制度。律師對法律有充分的認識了解，并且擁有豐富的辦案經驗，與由未成年犯法定代理人擔任辯護人相比較，律師擔任辯護人明顯更有利于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根據新刑訴法規定，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犯罪嫌疑人就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擔任辯護人。筆者建議公安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必須在偵查環節就提供辯護人，而不是在公訴環節、審判環節才提供辯護人。

2、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捕評價機制

新刑訴法對逮捕未成年犯明確提出限制逮捕的措施的規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要嚴格依據新刑訴法第79條規定的應當逮捕的五種情形和兩種情況開展審查逮捕工作，其次，結合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全面把握未成年犯的犯罪情節、悔罪態度及監護條件等，確實貫徹少捕、慎捕，甚至于不捕的政策。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捕的評價機制，就是通過定期了解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實行不捕后他們是否配合司法機關完成相關審查工作、是否做到改過自新等情況，據此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捕制度體系運行是否合理作出判斷，并就其中產生的問題探究出原因，從而及時、科學地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逮捕措施的寬嚴程度作出調整。

3、完善看守所提審工作制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第四章提押、解押及相關規定，提押犯罪嫌疑人時，只有公檢法辦案機關才有權提押，訊問犯罪嫌疑人，其他人員不允許進入訊問室，造成新刑訴法規定形成難以落實的困境。故筆者建議公安機關看守所應當重新制定相關的未成年人提審制度，以解決公檢法機關在提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其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的問題。如公安機關看守所可以制定允許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場細則或單獨設立未成年人提審室，允許其法定代理人到場參與訊問，實現與新刑訴法有效的銜接。

4、建立未成年犯社會調查員制度

新刑訴法要求在辦理未成年人涉嫌案件中要對未成年犯成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進行調查，以準確適用逮捕措施或附條件不起訴。筆者建議在辦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中，如在偵查環節欲準備提請逮捕的，應當由公安機關負責進行社會調查，有利于工作開展。其次，筆者建議建立未成年犯社會調查員制度，社會調查員可由公檢法三機關按相關程序聘任，或者由公檢法三機關共同聘任，以合理分擔工作，賦予社會調查員相應的職權，其所做的調查筆錄，應當作為從輕、減輕處罰的依據，形成工作合力，同時也能避免公檢法三機關辦案部門先入為主的思想，委托其他部門或人員作為未成年犯調查員充分顯示公正。如在偵查環節公安機關擬提請逮捕未成年犯時，該項工作應當由公安機關負責，如公安機關直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該項工作如公安機關沒有開展的，應當由檢察機關負責，如在審判環節，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都沒有社會調查的，應當由法院負責調查。

5、構建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體系

做好未成年人審查逮捕工作的最終目的是減少未成年人犯罪。這就需要我們聯合社會、學校、家庭，落實未成年人監護措施，凈化未成年人成長外部環境，共同打造全方位的預防和保護體系。學校不僅是未成年人學習知識的場所，更是重要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場所。檢察人員可通過擔任學習的法制副校長、檢察官導師等形式，定期到中小學舉辦法制講座，宣傳法律知識，預防、減少青少年犯罪的發生。檢察機關還可通過與各未成年人工作部門如團委、婦聯等進行工作聯系，經常溝通交流，反饋辦案中體現出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共同研究探討，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推進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關注和解決。

五、結束語

未成年人犯罪現象日益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綜觀未成年人犯罪的發展趨勢，上升趨勢明顯，犯罪類型日益多樣化，而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處理，不僅直接影響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也關乎維護家庭、社會的安寧、穩定與秩序。作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的上游程序，通過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的研究，分析其中問題的由來以及解決方法，發現未成年人這一特殊人群的犯罪不容輕視，需要全社會高度關注與關心，推進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逮捕程序的改革，才能切實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