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甲與乙系夫妻，共同居住于甲單位分配的一套公產房內(即訴爭房)。1993年，甲下海經商與乙分居。1998年，甲單位房改，甲乙約定由乙給付甲8萬元，乙取得房屋所有權。經甲單位同意后，乙于當年10月取得上述房屋產權證書。1999年4月，甲乙就該房屋協議分割，由乙個人所有該房，雙方還在區公證處辦理了公證。1998年12月，甲經營的A企業與丙經營的B企業簽訂了一份金額為10萬元的購銷合同，B企業依約供貨后A企業未依約付款。1999年8月，甲以個人名義為A企業向B企業出具了保證擔保。此后，因甲和A企業一直未還款，丙持甲的保證擔保書訴至區法院，要求A企業還款，甲承擔保證責任。區法院判令A企業清償B企業10萬元欠款，甲負連帶責任。執行期間，法院查封了訴爭房屋并著手處理。乙為此提出異議，認為甲乙已經對該房立有財產分割協議并經過公證，該房為乙個人財產。區法院裁定駁回了異議，乙不服，要求中級法院復議。

法律分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涉及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共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經過公證的夫妻分割財產協議是否具有對抗債權人的效力

經過公證的夫妻財產約定并不當然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十八條的規定，采取的是有利于保護第三人的做法，以此加強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那么，在處理該類型的問題時，上述立法本意仍然是法官裁量時應遵循的原則。在不能證明“約定”被第三人知曉的前提下，夫妻關系未解除就意味著共有關系未解除。又鑒于實務中時常出現以所謂夫妻財產分割約定規避債務的情況，所以，夫妻共有財產分割協議不能當然對抗第三人，就成為法官釋法的重要選擇。

第二，公證僅能證明夫妻有分割財產協議的法律事實，而不具有充分公示的作用，不能使約定獲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若賦予公證具有公示效力，實質是對第三人課以事先了解的注意義務，必然造成相對人在與夫妻一方交易之前不得不去所有公證機關了解該對夫妻是否有分割財產約定等等，否則日后就會因此承擔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顯然，第三人的法律風險被加大，這樣既不利于正常交易，也不符合通常情理。

二、本案中的債務為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

本案中A企業對B企業的債務原本為企業間之債，與夫妻兩自然人無關。但由于甲的民事法律行為，使其對該債務承擔了連帶責任，即成為甲乙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甲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所欠的經營性債務。那么該債務為甲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本案中，甲乙雖然分居，但并未解除夫妻關系，雙方的財產和一方從事經營取得的收入，從法律關系上仍然為夫妻共同財產，那么，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所欠的經營性債務為共同債務，甲和乙對此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