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訴訟法及配套規定里，規定被告對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承擔舉證責任，沒有規定被告對所有“行政訴訟證據”承擔舉證責任。結合《證據規則》第四條的規定，本人認為我國對證明起訴是否符合行政訴訟起訴期限規定的舉證責任采用“誰主張，誰舉證”分配原則，即在起訴時先由起訴人提供證據證明其起訴在規定期限內，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法定期限的，舉證責任流轉到被告身上，由被告承擔。這是沒有異議的，關鍵性問題在于：

一、第三人如果對原告起訴期限提出異議，是否承擔舉證責任;

二、被告提供的起訴期限的證據是否受《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制約。

《若干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第三人有權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主張，對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不服的，有權提起上訴。《證據規則》第七條規定第三人應該在開庭審理前或者人民法院制定的交換證據之日提供證據。雖然制定法沒有明確規定第三人負有舉證責任，但是從相應的條文中，可以推出，在第三人對原告起訴期限有異議的情況下，應該提供相應證據證明。首先，從總體上分析在行政訴訟程序性證據搜集方面，原告、被告與第三人之間的能力不存在差別。其次，如果原告與被告站在同一立場，被告明知原告起訴超過法定期限卻不提供證據也不答辯情況下，如果不賦予第三人相應的舉證權利勢必不利于保護第三人合法權益;第三，可以提高訴訟效率，促使第三人積極舉證;最后，第三人提供證明行政訴訟程序方面事實的證據符合“初步證明責任”理論與“誰主張、誰舉證”舉證原則。

針對第二個問題，本人認同“行政訴訟中只能依法限制被告不得收集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收集其他證據特別是行政訴訟程序性事實的證據不應受到《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限制”之說。《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基于行政機關“職權調查主義理論“設定，認為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以前應當先進行充分的調查取證，然后根據有效的證據和法律依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該條設置的目的是為了促使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機關在事后向原告、證人施加壓力影響證據的客觀真實性。

因此，《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本質上是限制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搜集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而不是限制被告搜集推進或阻止行政訴訟程序進行的證據。同時，行政訴訟的原告除了行政程序中的直接相對人外，還包括利害關系人。證明利害關系人起訴超過起訴期限的證據可能產生與行政程序過程中，如有送達回證等，也有可能產生于行政行為生效以后，如利害關系人在幾年后知道了行政行為的具體內容等，如果不加區分地用《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對被告提供的有關起訴期限的證據加以限制，違背了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