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律師辯護制度
許多學者著力宣揚刑訴法修改在完善律師辯護制度方面取得的進步,認為立法在解決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難等老大難問題上作出很大努力。不過,在一些法律規定的理解上也產生分歧,出現爭鳴,如關于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的調查取證權問題。有人對此表示出擔憂和顧慮,認為由于執法理念存在偏差、法律規定仍顯籠統等原因,律師進行刑事辯護的過程中,依然存在會見難、取證難、閱卷難以及律師意見不被重視等問題。
有學者把公安執法和辯護制度結合起來研究,認為辯護制度的進步對公安執法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同時也是很好的機遇,公安機關應當認真對待,積極適應,使公安執法的規范性、有效性再上一個臺階。也有學者將辯護制度與檢察工作聯系在一起,認為刑事辯護與檢察工作是相反相成、對立統一、互促共進的關系。一方面,他們一辯一訴,角色對立,成為訴訟中激烈對抗與攻防的雙方;另一方面,他們互為自身存在的條件,統一于刑事訴訟構造和刑事訴訟程序之中,具有多方面的一致性。
關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修改后刑訴法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援助范圍、方式、階段和申請等方面作出重大修改。為貫徹落實修改后刑訴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學者們對此予以高度評價,充分肯定立法取得的進步和司法實務部門的努力。不過,有學者指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數倍增長對援助經費、人力、監督管理以及公檢法的銜接工作帶來的挑戰不容小覷。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法律援助機構的體制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整體布局不當問題等確實已經顯現并且亟待解決。
對于修改后刑訴法將法律援助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學者們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體現人本精神、秉持底限正義,客觀上也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但在具體執行中可能存在如下問題:
一是偵查人員在主觀上不愿意法律援助律師介入偵查階段;
二是沒有明確規定偵查機關的告知義務;
三是缺少監督與法律責任;
四是缺少救濟途徑;五是偵查階段法律援助的對象存在判斷難等客觀問題。
對此,未來可以通過加大偵查硬件、軟件的投入,增加偵查機關的告知義務,增加對偵查階段法律援助的監督,增加犯罪嫌疑人的救濟途徑,構建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制度來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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