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勞動教養的人關在收容所，被限制人身自由，與被判刑的人員統稱“兩勞人員”。勞動教養既有強制措施的性質，又有懲罰性質。對什么人實行勞動教養由政府決定，檢察院、法院和律師無法介入。

政府決定勞動教養的機關叫“勞動教養委員會”，勞動教養委員會名義上由城市政府的公安局、司法局、勞動局等單位聯合組成，實際上由公安局做主。

勞動教養的對象隨著國家的政治環境不斷變化。

解放初期，勞動教養機關收容的主要是妓女、乞丐、流浪漢、以及從事算卦、相面、跳大神等不正當職業的人員。收容的目的是培養他們的勞動技能，為他們安置正當的工作。對維護新中國的社會秩序起到良好作用。

從1951年到1953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逮捕、拘留了幾百萬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數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當數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輕微不夠判刑，或一時查不清問題的人，繼續關押在收容所。這一時期，勞動教養機關關押的是可能構成犯罪但證據不足的人，具有強制措施作用。也包括有過錯但不夠定罪條件的人，如參加過偽軍但沒有做出具體壞事的人，具有懲罰性質。

1955年至1956年，在全國黨、政、軍、群、企事業單位開展了內部肅反運動，又有幾十萬人走進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數人只是由于歷史問題而被關起來的，很難判刑。怎么處置這些關押的人，成了一個大問題。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準下發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對這次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和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立功而繼續留用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我們國家出臺的第一份有關勞動教養的紅頭文件。從此，“勞動教養”這個名詞也就誕生了。接著，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各省、市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于是，勞動教養在全國辦起來了。

這個時期關押的主要是參加過敵偽軍、政、警、憲、特和反動會道門人員中不構成犯罪的人。如，日偽占領時期，一商販在日本崗樓附近開了一個小賣部。別人問：“別人都上山打游擊，你為什么投奔日占區?”答曰;“日本人來買東西從來不賒賬。”在日本人占領區開小賣部顯然無法定罪，于是被收容勞教。

隨后中共中央又在《轉批中央十人小組關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意見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文件中規定：“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關、被斗者的家屬……可送勞動教養。”勞動教養的對象擴大到罪犯家屬。

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爭，全國就有55萬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對這些只動口、動筆，沒有現行破壞活動的人怎么辦、怎么處理?當政者不得不思考。勞動教養就是首選的辦法。可是勞動教養是黨內紅頭文件，還必須使之合法化。于是，1957年8月1日，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78次會議批準，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勞動教養制度。勞動教養對象的一下子擴大了，擴大得無邊無際。全國55萬右派分子中，有48萬人多人送勞動教養，4萬多人被判刑。留單位的是極少數。勞教人員沒有觸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處罰，可是在實際對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沒有任何區別。

1957年8月3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這是由政府頒布的第一個關于勞動教養的法規。初衷是為了管理“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不夠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合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人員。此后，全國立即建起一百多處勞教場所，開始形成縣辦勞教、社辦勞教、乃至生產隊也辦勞教。全國勞教人員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萬。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又有很多人因為不滿意當時的做法，被勞動教養。于是在大西北地區廣建勞改、勞教場所，北京、上海、內地一些省將大批勞改、勞教人員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為例，三年內先后有20多萬犯人和2萬5千名勞教人員從全國各地送來，被安置在58個勞改場(廠)。塘格木勞改農場，先后送來600名勞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問題被勞教的把他們和已決犯人混合編組，同吃、同住、同勞動。

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沒有規定勞教期限，勞教人員等于被判了無期徒刑。

青海省地處高寒地區，嚴重缺氧，加上饑餓，還要進行重體力勞動，大批勞教人員被餓死、凍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勞教人員4千多人，其中3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們沒有能活到平反昭雪那一天。

在青海的2萬多名勞教人員中，有5千多人是女勞教人員;在死亡的4千多人中，有1千多女勞教人員。沒有死的女勞教人員所受到的屈辱、苦難，常人是難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憶那一段非人的生活。

直至1979年，很多人最長勞教長達20多年。1979年撥亂反正，11月29日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1-3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但以后實踐中，常出現重復勞教問題。

1982年1月21日國務院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針對的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這個時期，右派已經平反，勞動教養的對象換成了進城打工的農民和城市失業者。那時，城市沒有外企、私企，更不允許個人開業。被國企開除的人即被收容勞教。

1982年新《憲法》實施，人們認識到政府無權制訂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文件，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是違法的。呼吁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呼聲越來越貴。

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通過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2005年廢止);1990年1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通過了《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9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又通過了《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以上法律使更多的人員相繼被納入勞動教養的對象范疇。同時其它行政法規、司法解釋甚至一些省市區、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門通過的地方法規或部門規章，都加劇勞動教養對象擴大化的趨勢。現在實踐中勞教場所收容的主要是參加邪教組織、發傳單、言論自由、吸毒、游行、嫖娼、賭博等人。

2010年前后，重慶勞動教養收容所關押了一批對重慶“唱紅打黑”持有異議的人。2012年勞動教養釋放人員重慶市涪陵區林業局職工方洪(網名方*筍)起訴了重慶市政府勞動教養委員會，法院當庭判決重慶政府敗訴。此事轟動全國。

2012年我接待了一個河北農民，1992年他在東北打工時，涉嫌一起強奸案被捕，后真正的強奸犯落網，公安機關不僅不放人，還決定對他實行勞教一年，理由是他曾在馬路上辱罵過一個婦女。這個農民堅持不懈上訪20年，要求公安機關說出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罵過什么人。20年后公安機關終于有了答復，賠償了他十四萬元。

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十年來，每年都有法律人士都上書人大要求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委員會2012年12月8日發表廣東宣言《關于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強烈呼吁》。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繼續保留勞動教養制度，改善勞教人員的待遇，縮小勞動教養時間，勞動教養主要是培養被勞教人員的勞動能力，提高他們的就業水平。對于文化程度高的勞教人員，可開設科技含量高的職業技術課程，如家電維修、電腦培訓、駕駛、電焊等，以提高其社會競爭性;對文化程度較低甚至是文盲的勞教人員，要加大文化課教育，同時開設簡單的職業技術課程，如裁剪縫紉、禽畜養殖、烹任、理發、木工等，以提高其實用性。勞教人員學習文化和職業技術經考試合格的，發給社會承認的文化或技術等級證書。現在，有些勞教場所還積極開展解教就業中介，為臨近解教人員提供就業中介紹服務。

問題的關鍵是：勞動教養是剝奪人身自由權的行為。只有法院才有判決權，法院在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后才能做出判決。任何政府機關都沒有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勞動教養是政府抓人政府判，沒有雙方辯論。是一種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勞動教養制度規定的再好，不受監督就不可能實現。通過重慶事件的教訓，黨和人民都不能再容忍不受監督的權力存在。

后續：勞動教養制度已于2013年12月31日被國務院宣告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