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救治，原告共花去醫療費八千多元，并經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為七級傷殘。而原告熊某、被告翁某和學校三方就醫藥費等傷害賠償費用協商未果，故原告訴至法院，要求責令第一被告翁某和第二被告該私立學校賠償損失。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原告認為第一被告翁某的行為是造成原告受傷的直接行為，所以翁某應該負主要責任。第二被告私立學校對學生管理不嚴、措施不力、防范不周，也應負責任。

第一被告翁某及其代理人認為，被告某私立學校系閉宿型學校，事實上擔負其學生監護職責，同時該校在安全管理上存在重大過失，在長達數個事故階段，該校并沒有進行妥善處理，所以該校應承擔主要責任。

第二被告認為，學校并不存在監護職責，此事件是一起突發事件，學生發生沖突到原告受傷僅十分鐘，值日教師無法立即制止。學校在日常管理中，組織學生學習過安全制度，并在寢室張貼，以盡了預防事故發生的義務;傷人事件發生后，學校也對受傷原告進行了及時的救助，并主動地為原告治療中發生的費用提供了幫助。所以學校不應承擔任何責任

【審判】

法院認為原告受傷系第一被告翁某實施行為直接造成，故第一被告翁某應負主要責任;第二被告學校在安全管理上存在漏洞，且該校在暑假期間組織學生補課，接受學生報到注冊，其行為應先行違法，故該校應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原告自身對該事故持放任態度，故其應承擔部分責任。判決后，三方均未提起上訴。

【評析】

筆者認為：

第一，學校對在校未成年學生承擔的責任是基于學校作為教育、管理機構的特點而產生的。學校的主要功能在于教書育人，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等。但是，由于未成年學生的智識、身體有所限制，而其在學校的活動又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監護人的控制、監督，因而法律賦以學校必要的義務，對行為能力受到身心限制的在校學生負保護人身安全的責任。

私立學校采取的寄宿方式，與其他實行走讀制的學校相比，只是在教育、管理職責上有所擴展，同時私立學校沒有與家長形成明確委托監護約定，并不能推定學校已接受監護人的委托，更不存在所謂的事實約定。綜上所述，學校與學生并不是是監護關系。

學校雖然不是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的監護人，但學校作為教育管理者，應當履行教育和管理職責，對在校學生的生命健康負有管理保護的責任。根據《貫徹意見》第160條的規定“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適當給予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二者都強調的是一種“過錯”責任。由于本案致害者和受害者均是未成年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在校學生，他們在校學習期間，學校對他們有保護、教育和負責其安全的義務，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校期間造成的損害負有因未盡到教育和管理職責的責任。學校承擔責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由于事故發生在并不能開學的時間，其行為已經先予違法，而學校管理人員沒有履行教育和管理的職責，表明學校具有明顯的、重大的過錯。因此，學校對熊某傷殘結果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第二，未成年子女的行為造成國家、集體或他人損害時，作為監護人的父母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種民事責任，對于監護人來說，實際上是一種無過錯責任。因為，即使監護人盡到了監護責任，也不能絕對避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某些侵害行為的發生，一旦發生了侵權行為，監護人都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果監護人確實盡到了監護責任，也只能視情適當減輕他們的責任。本案致害人學生翁某現在中學讀書，屬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其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理應由其作為監護人的父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第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受害人對于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在本案中，原告對該事故沒有采取正當合理的辦法解決糾紛，而是持放任態度，并再次返回事故地與第一被告發生斗毆。故自身應承擔相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