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裁定先予執行，法院審查后認為，先予執行的前提條件是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申請人提供財產擔保，因為傷者本人不能提供勞動合同，無法認定其與誰存在明確的權利義務關系，作為外地務工人員也無法提供財產擔保，因此不能受理這一申請。再向勞動監察反映請求查處，責令用人單位或者工程發包人立即支付醫療費及生活費，勞動監察認為其只對單位是否存在違法用工，拖欠勞動報酬進行處理，對于工傷不在其處理范圍。再向安全生產管理局、建設工程安全監督管理站反映請求處理，均表示無這一職權。轉而向民政局申請政府生活困難救濟，當地民政部門表示，其只對有本地戶口的居民負責救濟，對外來人員無義務救助，再和傷者戶口所在民政部門商談救濟事宜，其表示因工受傷，生活只能由單位解決，不在民政救濟范圍。向勞動仲裁委申請勞動仲裁，勞動仲裁認為，工傷認定是仲裁的前置程序。工傷認定部門接到材料后打電話到用人單位，用人單位同樣答復，不認識此人不知此事，于是，工傷認定部門要求對雙方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進行仲裁確認。按現行這些職能部門工作效率，走完這一程序，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如此奔走半個月過去了，竟無一個政府部門、司法部門救助這一癱倒在床的民工。與其說是政府部門的冷漠，不與說是立法的空白。面對這些笑臉相迎，而又什么事不辦的官員，你無法去啟動一個強制程序，要求他立即去救助一個生命垂危的人!這就是現實的無奈!

從這一個典型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現行法律對公民生命健康權的保護存在如下幾個問題：

1、對于應當承擔責任的當事人，其拒不履行賠償義務，不會受到懲罰，只適用損害填補原則。相反，由于其不支付醫療費，醫院也不會對癥及時用藥治療，責任人因此“節省”了大筆醫療費。而受到身體傷害者的，傷殘賠償金較低，責任人寧愿選擇傷殘后一次性賠償，也不愿支付醫療費。

2.對外傷性患者醫療費救助渠道匱乏。對于因外傷急需救助的患者，及時獲得正當醫療，不但可以獲得良好療效，更可以及時減輕患者痛苦。在責任人不明確的情況下，無任何部門可以出來先行墊付醫療費。

3.無強制性速裁制度保障。盡管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簡易審判程序，也只籠統規定爭議標的不大，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案件可以實行簡易程序，當事人也無權請求法院對某一案件必須適用簡易程序，在幾天內審結。2007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于民眾中呼吁十分強烈的審判效率性問題未予關注，這與信息化時代工作的高效率要求極不相稱。

4、過于繁瑣的司法程序，使受害人苦不堪言。現行法律制度人為地設定了這樣幾類人身損害賠償程序：一般侵權賠償程序，工傷保險賠償程序，醫療事故賠償程序，海事海商賠償程序，國家賠償程序。各賠償程序之間，賠償標準不同，不同身份人賠償不同，這就使得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人為地復雜化，賠償義務人為逃避責任，在不同賠償制度之間穿越，訴訟周期延長，特別是對于工傷案件、醫療糾紛案件除了能夠調解結案外，審判周期通常都要幾年時間。

5、審理人身損害賠償的裁判人員，無統一專業化資質要求，反復無休鑒定，裁判質量不高，一個案件上下幾次審理，使案件審理進入無限期的糾纏之中。現行法律制度中，有權裁決人身傷害糾紛的一是勞動仲裁委，二是人民法院。從事這些裁判工作的人員，除了一般法律職業資格要求外，再無其他要求。法官在法院內任職，同樣是無專業化分工，法官在不同法庭進行輪崗任職，是通行的作法。當審理人身賠償案件涉及到病因形成、不同責任人之間責任的劃分、對書面證據的涂改、偽造等專業性問題時，就委托鑒定，對同一問題，不同鑒定機構鑒定結論差異巨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當案件出現鑒定結論未涉及的問題時，法官就可以任意取舍，甚至利用程序問題駁回受害人的請求。鑒定結論就成為法官之外的法官，在鑒定結論與實際不符時，或者不被采信時，除了能夠證明鑒定人有受賄等違法情況外，鑒定人不承擔責任。當事人就得承擔這一無妄之災——巨額的鑒定費支出。這種情況不但加大了受害人的維權成本，更延長了訴訟周期，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能及時得到維護，增加了其精神痛苦。

為解決人身損害賠償制度在存在的如上突出問題，使受到傷害的公民得到及時救治，提高司法審判工作的效率，因而需要對現行的司法資源進行整合，制定出一部集程序法與實體一體的《人身傷害賠償法》，在法律制度上作如下創新：

一、加大對違法行為人的處罰力度，設立人身損害賠償基金。現行立法對于造成人身傷害違法行為，只有《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了故意傷害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行為處以200-1000的罰款。而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公安機關對于造成公民較重傷害，需住院治療的，構成重傷害的才進行偵查，啟動刑事訴訟程序，對于一般傷害，不作處理，協商不成的，由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很少進行經濟處罰及行政拘留。對于拒不支付醫療費的違法行為人，無論拖延多久，只賠償實際支出的醫療費。當事人為索賠支出的誤工費、交通費、律師費基本上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特別是對于因受傷造成的誤工損失，按照省級公安部門公布的很離譜的平均工資賠償，而且是按一年工作365日進行平均的標準計算。這一數字常常不到當事人實際損失的一半。因而加大違法行為責任人的處罰力度很有必要：對于受害人受到傷害后責任人拒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其賠償醫療費的數額應提高到實際支出醫療費的二到三倍。國家同時對責任人處以造成醫療費損害數額的50-100%的罰款，罰款所得用于設立人身損害賠償基金。在患者受到傷害后無力墊付醫療費時，由人身損害賠償基金墊付必須的醫療費。再通過法律程序向責任人索賠后償還。

二、統一賠償程序，統一賠償標準。現行人身損害賠償法律體系因受傷的原因不同而適用不同的案由，適用不同的賠償標準，人為地增加了受害人索賠程序的復雜化。以工作過程中受到的傷害為例，受害人與雇傭主體的工作關系不同而區分為工傷保險賠償法律關系，雇主責任法律關系。對同一損害后果，不同的法律關系，差異懸殊。醫療事故損害賠償與醫療過錯損害賠償也差異巨大。這就人為地制造了法律層面的不平等。為改變這一立法層面的不平等，對于辦理了工傷保險的，按保險合同規定辦理，未辦保險的，統一適用人身賠償標準。醫療事故鑒定不再作為為民事賠償的依據，因醫療糾紛引起的賠償，同樣適用一般人身損害賠償程序。這樣就將現存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人身侵權賠償、工傷賠償、國家賠償、醫療事故損害賠償、醫療過錯損害賠償統一為國家賠償標準。對于造成受害人的誤工費，受害人有證據證明其實際誤工損失高于社會在職職工平均工資的，按其實際工資損失失計算，不能證明的按社會職工平均工資計算。護理費的計算適用同樣的原則。

三、取消人身損害領域的司法鑒定程序，設立專門的人身損害賠償法庭，建立專家陪審團制度。推行人身損害賠償司法審判任職專業化，對于擬任職法官，除具備法律職業資格外，還應經過專門的人身損害賠償任職資格考試，任職人員必須十分嫻熟人身損害賠償法律法規，深厚的法學理論功底，并具有豐富的辦案經驗。這是由于人身權利高于其他一般財產權的特性決定的，對于人身損害賠償的錯誤裁決，比其他案件會造成更重的傷害。同時實行專業化任職，有利于大大縮短審判周期，及時平息當事人的糾紛，提高審判的社會效率。吸收現行具有司法鑒定人資格的鑒定人員進入專家陪審團，擔任需要對專門問題作出認定的陪審員，其對于專門問題的認定直接寫入裁判文書，而不需要另外作為一個證據種類，由承辦法官再作出二次取舍其是否作為定案依據。現代信息的高速遠程傳遞技術，對于專門鑒定技術人員任職相對分布不均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出路：陪審團成員，可以不親自到審判現場。在約定的開庭時間到來時，陪審團成員可以在異地通過視屏音像系統了解案件內容，向當事人發問。對于需要儀器檢測的問題，在開庭前進行檢測，案情復雜在開庭前無法預見的，可以在開庭后檢測，對于檢測報告作為書證提交，而不作為鑒定結論向法庭提交。由現行的鑒定人員直接參與案件審理有利于其及時了解案情，縮短審判周期;取消鑒定程序，當事人也不需要長途跋涉，到異地參與鑒定活動，大大降訴訟成本;審判人員與專家陪審員(原鑒定人員)直接溝通，可以消除分歧，以便作出更為科學公正的裁判。

四、對必須作出速裁案件種類作出強制性規定。對于受害人必須立即接受治療，需要解決醫療費、生活費的案件，在案件受理后能夠找到賠償義務人的，當場作出裁決，案情復雜無法找到賠償義務人的，對于依法可能存在賠償義務人的案件，裁定由人身損害賠償基金管理單位預先支付。當然對于謊報案情的，也參照妨害司法訴訟秩序的相關規定，制定出相應的處罰措施。

后記：一個孫志剛事件，催生了一部《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汶川大地震近十萬人受到人身傷害，一千余萬人無家可歸，國務院在事發后不到一個月內制定出了《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創造立法速度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