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某(6周歲)系某幼兒園學前班學生，被學校安排在兩層結構床鋪的上層休息。2013年9月25日午休時，孫某從床鋪上墜地，造成顱頂骨骨折并伴顱內出血，隨即送往醫院治療。住院22天，共花費醫療費56900元。經司法技術鑒定，孫某構成10級傷殘。孫某父(31歲)母(29歲)均無正當職業，以打工為生。雙方協商無果，于是訴之法院，要求幼兒園賠償醫療費、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共計126，800元。

[分歧]

孫某父母作為享有扶養期待權的權利人，是否包括在該起侵權賠償案件的“被扶養人”之列?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不應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被扶養人是指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扶養義務的未成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成年近親屬”，對受害人的被扶養人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該條規定顯然不包括孫某父母在內。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當包括。女子對父母的贍養義務是基于法律產生，如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孫某因傷殘，預后勞動能力更弱、贍養能力更差，孫某父母作為享有扶養期待權的權利人，理應得到侵權人的賠償。

[評析]

對被扶養人是否應當包括有扶養期待權的權利人，在審判實踐中觀點不一，做法也不同，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當把有扶養期待權的權利人列入被扶養人范圍，理由為：

1、符合民法上的公平原則。孫某受到幼兒園侵權后，其勞動能力乃至將來對父母的贍養能力預后更差，這是不爭之實。如果本案將孫某父母排除于“被扶養人”之外，就意味著他們不能得到侵權人幼兒園賠償相應的生活費，實則為幼兒園的部分侵權責任轉稼到了孫某父母身上，從而在利益上幼兒園對第三者產生對抗;扶養期待權雖具有時效性限制，但對權利人來說仍屬可期的，只要自己滿足“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這一條件，就可獲取該筆利益。孫某父母沒有固定職業，靠打工維護生活，可見要實現這一條件是可期的，如果不把其列為“被扶養人”范圍，就等同剝奪了其可期利益，也有悖民法上的公平原則。

2、“可期利益”在司法解釋上有示范性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三款“受害人因殘疾不能恢復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據其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確定合理的護理期限，但最長不超過二十年”中作出的可提前計算和兌付不超過20年的護理費規定，第二十五條“殘疾賠償金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自定殘之日起按二十年計算”中作出的可提前計算和兌付不超過20年的殘疾賠償金的規定等等，司法解釋對“可期利益”所持的支持態度，為受害人主張扶養費的可期利益提供了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