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湖北棗陽市原市長尹某桂因受賄獲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
在尹某桂被雙規直至審判期間,當地一家報紙把尹某桂比喻為“女張二江”,對她在任職期間的生活作風問題進行了“渲染”。受賄案一審宣判不久,尹某桂就委托其丈夫對某報提起了名譽權訴訟,最近,襄樊市襄城區法院經不公開審理后,判處該報賠償尹某桂精神撫慰金20萬元。
無論是從人權保障、輿論監督還是精神損害賠償的角度看,這都是一次獨特的訴訟和奇特的判決,對之加以分析,能看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從法治社會的進程看,貪官在獄中起訴報社,并且能夠在一審中獲勝,這個事件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人格權一向有所忽略,一旦什么人受到了司法機關的追究,其隱私權、名譽權和人格尊嚴在無形中就被剝奪了。尹某桂以囚犯的身份敢于同報社打官司,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由此不難看出,我們社會在人權保障方面的確有了一點進步。不過,從實質正義的角度看,襄城區法院的判決卻很值得商榷。法院認為,某報在刑事案件宣判前就使用“收受賄賂8萬元”的標題,與事實上的“收受他人賄賂人民幣43000元、美元2000元”有較大出入,并告誡新聞媒體在涉及案件的報道時“應少用批判性字語”。
我們認為,這樣的判定實際上限制了新聞媒體對負面現象實施監督的權利。法院應當甄別的事實應該是,8萬元這個數字究竟是來自司法機關的估算還是某報的編造,如屬前者,則報紙不負有責任;再說,批判性和傾向性涉及到新聞輿論的導向問題,依據客觀事實對丑惡現象進行批評是傳媒的責任,地方法院在個案審判中是否有權對此加以限制,頗值得追問。參與該案審判的法官告訴記者,被告方的文章及標題都涉及到尹某桂的隱私,“女張二江”的提法語帶貶義,而且報道內容更著重于尹某桂的個人生活問題,所以侵犯了尹某桂的隱私權,導致了她的“社會評價降低、名譽受損”。誠如這位法官所言,報紙在涉案報道中過于側重生活作風問題,的確是一種不良傾向,值得新聞界加以反思,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問題的另外一面,那就是貪官現象往往和生活作風的糜爛“形影相伴”,而政府官員的生活作風問題也算不得什么隱私,這是由官員的特殊身份所決定的。報紙適度傳達官員的民間口碑,也是輿論監督的應有之義。如果片面強調對公眾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員的隱私保護,就必然削弱公眾的知情權,因此,法院在審判中就必須衡量兩種權利的辯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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