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醫療服務水平的追求也越來越迫切，醫療糾紛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司法實踐中的一種常見的糾紛類型。在解決糾紛的過程中，往往會進行醫療事故鑒定與司法鑒定，那么這兩種鑒定有了區別與沖突時該如何處理呢?本文整理了相關案例內容，為您提供醫療事故鑒定、司法鑒定，怎樣處理兩者沖突的參考。

　　【案情】葉某于2007年10月開始左面部經常疼痛，先后前往南京、上海等地求醫未治愈。葉某于2010年5月31日到桂林某醫院就診，診斷為：左側三叉神經痛。同年6月2日醫院對葉某進行開 三叉神經微血管減壓術。同年6月11日葉某出院。出院后，葉某出現聽力下降的癥狀。2011年4月25日，桂林市衛生局委托桂林市醫學會進行了醫療事故鑒定。2011年6月14日桂林市醫學會出具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分析意見為：醫方采取的手術方案符合醫療規范。術后患者出現聽力下降與手術有關，屬于手術并發癥。但醫方對可能出現的后果估計不足，術前未做聽力檢測，準備欠充分，術后對并發癥的觀察欠仔細，未記錄患者的聽力情況，出現聽力下降時，處理欠及時，與患者的不良后果存在一定因果關系。結論：本案例屬于四級醫療事故，醫方承擔輕微責任。

　　葉某認為葉某手術后雙耳聽力下降與桂林某醫院的診療行為有關，故訴至法院。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依葉某的申請委托廣西公眾司法鑒定中心進行了司法鑒定。2012年7月26日廣西公眾司法鑒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葉會花左耳極度聽覺障礙、右耳中等重度聽覺障礙的傷殘(相當于交通事故傷殘)程度為六級傷殘。

　　【分歧】

　　在審理中，對原告葉某手術后的損害后果如何確定有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應根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確定的四級醫療事故的結論，確認醫院的診療行為對葉某的損害后果尚未構成傷殘等級，僅承擔輕微的事故賠償責任。司法鑒定系葉某手術后近兩年才作的，無法確定該傷殘等級結論與被告診療行為的因果關系。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應根據司法鑒定意見書對葉某作出的六級傷殘的結論，確定被告應承擔的賠償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本案的關鍵問題是：在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中，同時存在醫療事故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而兩個鑒定的結論又相互不同時，法院應如何判斷與取舍。

　　從整個案情看，葉某在被告為其實施手術后聽力嚴重受損是客觀事實，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也認定葉某手術后出現聽力下降與手術有關，屬于手術并發癥，被告的醫療過錯與葉某手術后的不良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對葉某的聽力損害程度，司法鑒定意見書認定葉某構成六級傷殘是符合事實的，應予認定。

　　至于第一種意見認為，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確定的四級醫療事故的結論，側重于從醫療技術和醫療規范分析被告應承擔的事故責任，而缺乏對葉某傷情的針對性結論。因此，即使存在該醫療事故結論，也并不能得出醫院的診療行為對葉某的損害后果未構成傷殘等級的結論，也不能否定司法鑒定意見書認定葉某構成六級傷殘的結論。如果被告堅持認為葉某的傷殘后果與其診療行為之間缺乏必然的因果關系，則被告負有舉證責任，應對該主張進行舉證。如果被告不舉證或者舉證不足，則無法推翻司法鑒定結論。

　　此外，原告葉某的損害后果延續到了2010年7月之后，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侵權責任法>若干問題的通知》第二條規定“侵權行為發生在侵權責任法施行前，但損害后果出現在侵權責任法施行后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本案應適用《侵權責任法》進行裁判。

　　綜上所述，本案應認定被告的診療行為對原告造成六級傷殘的后果，并根據《侵權責任法》等相關規定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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