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所謂“持有”，是指占有、攜有、藏有或者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為。所謂“運輸”，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攜帶、郵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運送毒品的行為。

可見，非法持有毒品罪與運輸毒品罪實際上存在一般和特殊的關系，運輸毒品罪在客觀上必然表現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因此兩罪存在一定的競合關系。

兩罪的主要區別在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是運輸毒品罪的補充罪名，只有行為人不以進行運輸毒品犯罪為目的或者作為運輸毒品犯罪的延續而存在的，才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論處，否則應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犯罪的，才構成本罪。如果有證據能夠證明非法持有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窩藏毒品犯罪的，則應當定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也予以明確規定：“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準，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同時《紀要》還規定：“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一般不應定罪處罰，但查獲的毒品數量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實踐中，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還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的本質在于行為人對毒品事實上的支配或占有，就“持有”的表現形態而言，“持有”既可以表現為靜態的占有、藏有的行為，也可以表現為隨身攜帶等動態的行為，“持有”的狀態并不影響“持有”的成立。因此，應避免將凡是隨身攜帶或者乘坐交通工具將毒品從甲地“運輸”到乙地的行為，均認定為“運輸”行為;

二是對于毒品犯罪案件證據的認定，往往由于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僅憑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當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

〔案情〕

2006年9月10日，被告人劉某攜帶海洛因乘坐成都至德陽的客車，途經318國道時被抓獲，當場查獲海洛因115克。檢察機關對劉某以運輸毒品罪提起公訴。被告人劉某對其攜帶毒品的事實不持異議，但關于攜帶毒品的目的，其在偵查階段供稱是為了運輸，庭審中翻供，辯稱其是為了自己吸食而攜帶毒品。被告人劉某的AC監測鑒定證明劉某確系吸毒人員。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被告人劉某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本案中，被告人劉某雖然非法持有數量較大的毒品，且在其乘坐交通工具途中并抓獲，但由于“持有”也可以表現為隨身攜帶等動態形式，因此，并不能以劉某隨身攜帶并使用交通工具運送毒品為由，認定其構成運輸毒品罪。

如前所述，本案認定的關鍵在于劉某持有毒品是否以進行運輸毒品犯罪為目的或者作為運輸毒品犯罪的延續而存在。從劉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來看，其攜帶毒品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運輸，但由于劉某翻供，本案并無其他證據能夠證明劉某持有毒品是以進行運輸毒品犯罪為目的，也沒有證據證明其持有毒品是運輸毒品犯罪的延續，根據毒品犯罪證據審查的原則，只能認定劉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因此，法院認定劉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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