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法系國家，受其判例法特色的影響，傳統刑法理論一般沒有把行為犯作為一種犯罪類型加以研究。只是在近些年來，隨著英美法系國家制定法的增多以及國際間刑法理論的交流，行為犯這一概念才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如有的學者把那些依據危害行為而非危害結果來下定義的犯罪稱為“行為犯”（英文為“conductcrimes”）。如因酗酒而駕駛的行為，無論其是否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這種犯罪都是完成的。其社會危害表現為人身或財產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有的學者甚至是依據立法者在犯罪的定義中描述犯罪事實時所使用的是名詞還是動詞來判斷該罪是否行為犯，如用“death”的可能是結果犯，用“killing”的則是行為犯。但由于立法者用詞的標準不一，有時用動詞，有時又用名詞，“這樣一來，認為某種犯罪是結果犯，亦或是行為犯更恰當，不無問題。”（注：joshuadressler：understandingcriminallaw，matthenbender，1994.p.89～90.）在我們看來，這樣認識行為犯當然是過于淺顯的。在蘇聯，刑法學界主張實質犯和形式犯的劃分，行為犯的概念是以形式犯來表述的。如有人在分析犯罪構成時指出：“如果立法者只是敘述了行為的要件，而未把結果歸在犯罪構成里，那末，這個構成就具有形式的性質。這時，只要完成犯罪構成中所指出的行為，就被認為是既遂罪。”（注：［蘇聯］h.a.**亞耶夫主編：《蘇維埃刑法總論》，**出版社1987年版，第87～88頁。）還有學者認為：“刑事法律上認為作為或不作為之事實本身就成為犯罪構成的客觀要素，而不論其所引起之表面結果如何者，此種犯罪通稱為形式的犯罪。刑事法律認為必須根據作為或不作為之損害結果，始得確定其犯罪構成之客觀要素者，此種犯罪通稱為實質的犯罪。在第一場合，作為或不作為的事實本身，已經包含了完成的犯罪構成，不需要問由此所生之結果。在第二場合，作為或不作為事實本身，并未包含完成的犯罪構成，只有在由此所生之結果中，才包含著完成的犯罪構成。”（注：［蘇聯］孟沙金主編：《蘇聯刑法總論》，大東書局1955年再版，第331～332頁。）可以說，無論是英美學者還是蘇聯學者，他們關于行為犯的觀點都受到大陸法系學者的影響。

不可否認，行為犯的概念最早是由大陸法系學者提出并運用的，而且是把行為犯和結果犯這兩個概念作為對應的范疇加以研究的。如日本有些學者認為：“根據構成要件，以結果發生為不必要，單純僅以行為為要素的，這種犯罪被稱為單純行為犯。然而，對于大部分犯罪而言，除行為以外，以一定結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這稱為結果犯”，“例如偽證罪等就是行為犯，在行政犯里這種例子很多。”在論述了實質犯包括侵害犯和危險犯之后，進一步指出：“與實質犯相對，在構成要件上，連對保護法益的抽象危險也不必要，也即還不能說抽象危險，查明具有輕度的間接性危險為已足被稱為形式犯。”在這種觀點看來，形式犯概括起來可以說是行為犯。（注：參見［日］團藤*光：《刑法綱要總論》，創文社1979年修訂版，第114～117頁。）大陸法系學者認為行為犯與行政犯在外延上有交叉或重合，與他們對行政犯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有的學者認為，行政犯“是為了維護行政上的秩序，通過科以刑罰制裁強制人們履行一定的行為，是刑罰法規規定為犯罪之后，才開始成為犯罪的。在相應的法規被制定以前，社會上一般并不存在要求人們相應行為的倫理規范。”（注：［日］大zhǒng＠①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我國臺灣地區有的學者認為：“犯罪之構成，是否以發生一定之結果為要件，本得分為單純行為犯與結果犯二種。前者，以一定行為之終了，其犯罪即已完成，其結果如何在非所問；后者，其犯罪之是否既遂，有待一定結果之已否發生，亦稱實質犯。”（注：陳*生、洪*增：《刑法總則》，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59～160頁。）由于大陸法系刑法學之犯罪構成與既遂犯的成立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其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以既遂為模式，行為符合構成要件（構成要件的該當性）（注：大陸法系犯罪構成理論通說認為，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是成立犯罪的三個條件。從認定犯罪的邏輯順序來看，構成要件該當性是犯罪論體系的出發點，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原則上就具有違法性和有責性。）也就是原則上具備了成立既遂的條件。這樣一來，無論是從犯罪構成還是從犯罪既遂的角度來表述行為犯的含義，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正如有學者所言：“行為犯與結果犯的不同實質上乃是立法確定的犯罪情狀上的差異。行為犯的界定與刑法分則所表現出的犯罪的完整構成的多樣性有著不解之緣，是對具有共同的要件要素的犯罪的概括。”（注：史*忠：《行為犯研究》，武漢大學法學院1997年印制，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