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婚案件中,夫妻雙方對雙胞胎子女的撫養權有爭議,雙胞胎子女是由夫妻雙方各撫養一個還是由夫妻一方撫養?對此應當遵循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根據夫妻雙方的具體情況與案件事實,確定雙胞胎子女的撫養權。
【案情】
上訴人(原審原告):鄭某某。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肖某。
鄭某某與肖某于1999年10月結婚,后于2008年2月離婚。2009年2月6日雙方又在民政局登記復婚。2010年9月30日生育雙胞胎子女(兒子鄭某羲、女兒鄭某睿)。鄭某某在廣東省河源市某公司工作并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肖某為廣州市某機關公務員。
鄭某某向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起訴稱,雙方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請求判決:1、雙方離婚;2、婚生兒子鄭某羲由其撫養,婚生女兒鄭某睿由肖某撫養。肖某辯稱,同意離婚,但為了兒女的權益,請求雙胞胎子女均由其撫養。鄭某羲和鄭某睿從小一起長大,心理、生理上比其他孩子更有依賴性,不應被視為財產強行分開撫養。雙胞胎子女還不滿4歲,更需要母愛關懷。
肖某完全有能力撫養雙胞胎子女。河源市的教育條件和生活環境不如廣州市,如兒子鄭某羲由鄭某某撫養,對其成長明顯不利。肖某為支持其訴訟請求,提供了以下證據予以證明:1、住房照片及水電費單,擬證明雙胞胎子女與其長期在廣州共同生活;2、雙胞胎子女一起玩耍的照片與視頻,擬證明雙胞胎子女長期共同生活;3、廣東省第二幼兒園的贊助費與學費單,擬證明其為雙胞胎子女在廣州提供了優質教育,雙胞胎子女一起上幼兒園;4、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核醫學科檢驗報告單、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出院診斷證明書及高危產科出院小結、肖某母親的日記,擬證明其為了生育小孩曾三次嘗試進行試管生育技術,現生育困難。經質證,鄭某某對上述證據均無異議。另肖某申請專家證人袁某某出庭作證。袁某某現工作于廣東省心理職業培訓學校,具有高級心理咨詢師、婚姻家庭咨詢師及執業醫師資格,其對雙胞胎子女分開撫養不利于他們健康成長等方面陳述了專家意見。鄭某某對此質證稱,證人受當事人個人委托出庭作證而不是受相關單位委托不合法,且證人意見僅為一家學術之見,不能據此認定相關事實,但認可雙胞胎子女分開生活不利于他們成長。
在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鄭某某與肖某對于夫妻共同財產分割達成一致意見(由法院另行出具民事調解書);對于子女撫養費問題,雙方均表示如果兩個孩子由其撫養,不需要對方支付撫養費;如果兩個孩子由雙方各自撫養一個,各自承擔撫養費;在子女探視方面,雙方均表示如果由其享有子女撫養權,對方可以隨時探望子女。
【審判】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均認可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并同意離婚,因此,準予雙方離婚。關于子女撫養問題,撫養權的確定應以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為依據。綜合鄭某某和肖某的情況,認定雙胞胎子女均由肖某撫養更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首先,從肖某提供的相關證據可以認定其作為母親在生育雙胞胎子女過程中曾付出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巨大犧牲,對此鄭某某也予以認可。與鄭某某相比,肖某對雙胞胎子女的付出更多。肖某在經歷了三次試管技術生育雙胞胎子女后,已進入高齡階段,以后幾乎失去生育能力或者生育風險極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第(1)項“對2周歲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隨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優先考慮:(1)已做絕育手術或因其他原因喪失生育能力的”的規定,肖某的訴訟請求有法律依據。其次,從雙方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看,鄭某某在河源市某公司工作,而肖某系廣州市某機關公務員。從雙方工作地點考慮,河源市與廣州市越秀區的教育、醫療、學習等硬件環境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肖某工作收入穩定,且在廣州有固定住處,已經為雙胞胎子女提供了較好的幼兒園教育,以后也能為他們提供較好的教育。母親作為女性撫養孩子具有天然的優越性,故雙胞胎子女由肖某撫養更有利于他們的生活、學習和健康成長。再次,根據肖某提供的雙胞胎子女學習、生活的照片與視頻,雙胞胎子女在一起生活確實幸福。結合專家證人袁某某的證言及鄭某某的質證意見,認定雙胞胎子女由同一監護人撫養,比分開撫養更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最后,從雙方陳述可以看出,雙胞胎子女在廣州共同生活時間較長。肖某在廣州工作生活,而鄭某某在廣州、河源兩地生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第(2)項“子女隨其生活時間較長,改變生活環境對子女健康成長明顯不利的”的規定,以及婚姻法中照顧女方及子女合法權益原則出發,認定雙胞胎子女由肖某撫養更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關于子女撫養費與探視權,雙方意見不違反法律規定,予以支持。據此,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第(五)項、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第(1)項、第(2)項的規定判決:一、準許鄭某某與肖某離婚。二、婚生雙胞胎子女鄭某羲、鄭某睿由肖某撫養,鄭某某不用支付撫養費;鄭某某在不影響兩子女正常生活、學習的情況下,對兩子女享有探視權,具體時間和方式由雙方協商。
鄭某某不服一審判決,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婚生兒子鄭某羲由其撫養,婚生女兒鄭某睿由肖某撫養。肖某答辯不同意鄭某某的上訴請求,請求維持原判。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婚生子女鄭某羲與鄭某睿的撫養權問題。離婚只改變鄭某某與肖某對婚生子女鄭某羲與鄭某睿的共同撫養方式。依照婚姻法第三十六條第三款“哺乳期后的子女,如雙方因撫養問題發生爭執不能達成協議時,由人民法院根據子女的權益和雙方的具體情況判決”,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權益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妥善解除”的規定,綜合鄭某某與肖某雙方的撫養能力與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確定雙胞胎子女均由肖某撫養更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因此,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評析】
在離婚案件中,經常涉及夫妻對子女撫養權的爭奪。本案爭議焦點在于雙胞胎子女應當由父母分開撫養,還是由父母一方撫養,實質上又是上訴人鄭某某爭奪婚生兒子鄭某羲的撫養權。一審、二審法院依據法律規定的原則與本案具體案情確定了雙胞胎子女的撫養權。
一、子女撫養權是一種人身權利,不是一種財產權利
有些父母認為,子女因父母所生,父母對子女就自然享有管轄和支配處置權,因此,將撫養權視為一種財產權利,這實際上陷入了一種誤區。在本案中,上訴人鄭某某要求雙胞胎子女由夫妻各撫養一個,由其撫養兒子,實際上是將雙胞胎子女視為一種夫妻共同財產,按照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等分方式確定子女的撫養權。其實,撫養權是一項具有人身屬性的權利義務關系,既是一種人身權利,包括了父母對子女的教育、照料和監護等內容;又是一種義務和責任。父母子女關系與婚姻關系屬于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離婚只能解除夫妻婚姻關系,不能消除父母子女的血緣關系和身份關系,也不能消除父母對子女的撫養義務與責任?;橐龇ǖ谌鶙l第一款規定:“父母與子女間的關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后,子女無論由父或母直接撫養,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離婚后,父母對于子女仍有撫養和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父母離婚后,確定子女撫養權只是為了解決子女與離婚父母哪一方生活,夫妻雙方仍都有子女的撫養權利和義務。獲得子女撫養權的夫妻一方與子女一起生活,享有直接撫養權;另一方以支付撫養費與行使探視權等方式享有間接撫養權。當然,離婚后撫養子女的夫妻一方將對子女的人身承擔更多的義務,需要給予子女直接的照顧和監護,為子女的健康成長付出更多的心血。未獲得子女撫養權的一方在必要時仍擔負直接照顧孩子的責任。撫養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某些情況下經父母一方請求可以變更。在本案中,鄭某某與肖某離婚后,鄭某羲與鄭某睿仍是雙方的子女,離婚只是改變了鄭某某與肖某對雙胞胎子女的共同撫養方式。
二、確定子女撫養權應當堅持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198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正式確定了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該公約第3條第1款規定:“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確立了兒童作為獨立個體的權利主體地位。為了保障實現兒童的全面發展,該原則要求立法、司法、行政機關或其他社會機構不僅要考慮兒童的利益,而且要優先考慮他們的最大利益,體現了兒童權利立法保護的價值取向,也為在實踐中解決兒童權益問題提供了法律原則。以公約的生效為契機,各國修訂了本國親子法律制度,逐漸將子女最佳利益作為親子法的基本原則,確立了子女本位的父母子女關系立法。1991年我國加入公約,2007年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了“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優先”兩大基本原則。[2]婚姻法第二條亦明確規定:“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笨梢?,我國立法亦規定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為處理離婚案件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在離婚案件中,當未成年子女利益與父母利益、婦女利益等其他利益發生沖突時,未成年子女利益應當處于優先地位。堅持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也可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作為獨立民事主體所應享有的受撫養權、家庭生活權利、受教育權、交往權、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姓名權、財產權利等民事權利。[3]具體來說,在離婚案件中,法院在撫養權人的確定、撫養費的給付以及探視權的履行等方面應遵循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原則,對案件作出合理的判決,保障父母離婚后未成年子女權利的正常實現。
未成年子女在父母離婚后到自己成年前還要度過一段成長期,這一時期也是人生的關鍵期。在這段成長期中,未成年子女在生活、學習上都需要一定的物質與精神條件。物質需求表現為成長過程所需的物質基礎和經濟支持,如教育費、生活費和醫療費等,而精神需求表現為父母親對未成年子女在生活、學習上的關心、照顧和鼓勵等。因此,法院在確定未成年子女的撫養權時,不僅應考慮到未成年子女的年齡、性別、生活與教育環境等各種客觀因素,而且還要考慮到他們的心理需求、精神需求、自身意愿及情感等各種主觀因素,以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心身健康成長為出發點,去實現他們的最大利益。
在本案中,依照婚姻法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哺乳期后的子女,如雙方因撫養問題發生爭執不能達成協議時,由人民法院根據子女的權益和雙方的具體情況判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權益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妥善解除”的規定,鄭某某與肖某關于雙胞胎子女撫養的爭議,應當堅持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全面考慮雙胞胎子女成長中生理、心理及人格道德方面的需要,結合他們的居住生活環境與父母雙方的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進行解決。
第一,從雙胞胎子女的生活、學習環境與條件分析。首先,雙胞胎子女自出生后一直在廣州生活,已經熟悉了廣州的生活與學習環境,并享受廣州良好的幼兒教育。如果兒子鄭某羲由鄭某某帶去河源市撫養,其生活環境會突然發生改變,又需要一個不斷適應熟悉的過程,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長。其次,即使鄭某某能為鄭某羲在河源市提供較好的生活與教育環境,但客觀上說,河源市是一個珠三角地區以外的欠發達地區,小孩的生活、教育環境與醫療條件等,與廣州市越秀區(廣州市的教育、醫療最強區)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由肖某繼續撫養兒子鄭某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子女隨其生活時間較長,改變生活環境對子女健康成長明顯不利的”的規定。
第二,從雙方與雙胞胎子女的生活時間分析。一般認為,父母有足夠的時間照顧與教育未成年子女,更有利于他們的健康成長。首先,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肖某曾經歷過三次試管技術才生育雙胞胎子女,可以認定其在生育雙胞胎子女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和肉體犧牲。其次,根據法院查明的夫妻共同財產情況,肖某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撫養雙胞胎子女。事實上,雙胞胎子女自出生后一直跟隨肖某在廣州生活。再次,至一審判決時,雙胞胎子女僅為3歲多,尚為年幼,與母親一起生活能享受到母親細心的照顧,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最后,從雙方工作情況看,按照社會普遍觀念,公務員收入穩定,工作與休息時間較固定,肖某有足夠的時間照顧與教育小孩;而鄭某某作為某公司的董事長,工作繁忙,可能沒有較多的時間陪伴和照顧子女。因此,在雙方離婚以前及以后,肖某均有更多的時間照顧雙胞胎子女,由其撫養雙胞胎子女對他們成長有利。
第三,從雙胞胎子女與外祖父母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情況分析。在一審過程中,鄭某某與肖某均沒有主張雙胞胎子女與外祖父母或祖父母一起共同生活。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雙胞胎子女主要是由肖某在保姆的幫助下照料他們的生活,因此,本案并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4條“父方與母方撫養子女的條件基本相同,雙方均要求子女與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單獨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幫助子女照顧孫子女或外孫子女的,可作為子女隨父或母生活的優先條件予以考慮”的規定。
第四,從雙胞胎子女分開撫養是否有利于他們身心健康成長分析。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有關雙胞胎的研究開始成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關注的新焦點。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類學、社會學在關于雙胞胎的研究中取得較大的成果。從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雙胞胎子女的成長有其特殊性,他們彼此依賴程度更高,共同生活比分開生活更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4]在本案中,證人袁某某在一審作為專家證人也出庭陳述意見證實了這一點。事實上,肖某提供的證據可以證實雙胞胎子女在廣州共同生活期間,生活愉快,成長健康,鄭某某對此也予以確認。
第五,從雙方是否有生育能力分析。鄭某某在一審過程中沒有主張其是否已喪失生育能力,而肖某主張并提供證據證明了其為了生育子女,先后經歷過三次試管生育技術,以后生育困難。盡管這并不是決定子女撫養權的主要因素,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的規定,對2周歲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母已做絕育手術或因其他原因喪失生育能力的可以作為確定撫養權優先考慮的條件之一。
綜上所述,在鄭某某與肖某對雙胞胎子女撫養權發生爭議時,依照我國法律規定與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雙胞胎子女確定由肖某撫養更為合法合理。如果有其他事由出現,雙方當事人可以向法院請求變更子女的撫養權。
[1]信春鷹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頁。
[2]馬憶南:“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的法律關系:從父母本位到子女本位”,載夏吟蘭主編:《婚姻家庭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
[3]王麗萍:《親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
[4]陳心想:“從‘龍生龍,鳳生鳳’說起——布查德和他的雙生子研究”,載《社會學家茶座》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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