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河南文贏律師事務所接受販賣、運輸毒品一案被告人李××的親屬委托，并經被告人李××同意，指定胡建平律師作為販賣、運輸毒品一案被告人李××的辯護人。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查閱了相關案卷、會見了犯罪嫌疑人，結合今天的庭審，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販賣毒品罪沒有異議。但認為指控被告人李××犯運輸毒品罪，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故依法不能認定被告人犯運輸毒品罪。現辯護人根據本案事實與法律，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犯運輸毒品罪，證據不足

縱觀本案，公訴機關向法庭出示的證據，公訴機關之所以認定被告人李××犯運輸毒品罪，主要憑借兩方面的證據。一是被告人王××在偵查階段向公安機關的供述，二是被告人李××在接取王××托運的行李箱中發現毒品，但僅憑這兩份證據根本無法證明李××明知被告人王××運輸毒品回信陽，而幫助接運毒品的犯罪事實。

(一)被告人王××在偵查階段所做的供述系孤證，并且不具有真實性，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6條的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相關規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這就所謂的是“孤證不能定案”的原則及“疑罪從無”原則。

本案中，唯一指證被告人李××明知行李箱中藏有毒品的證據是同案被告人王××的供述。首先，被告人王××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與李××的供述不能吻合，且系孤證。并且被告人王××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前后矛盾，沒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不能證明其真實性。被告人王××在偵查機關供述，之前給李××打過電話，李××知道行李箱中藏有毒品，并且說李××和其講好向他準備購買七八十克的冰毒。但是其供述中并始終沒有明確描述如何告知李××，其托運的行李箱中藏有冰毒細節，比如什么時間、地點告訴李××行李箱中含有冰毒，告知李××藏有冰毒的電話具體內容是什么，李××是否明確表示愿意幫助其接運冰毒的，有沒有告訴李××行李箱中藏有多少數量的冰毒等細節，以上重要的細節均無供述，也無證據證明。

其次，沒有其他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其供述的真實性，其真實性得不到印證、佐證。王××系毒品的所有者、運輸者，與本案有厲害關系，其極有可能在偵查階段，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或是可能出于立功等心態，做出虛假的供述。再次，雖然其供述李××向其購買七八十克冰毒，但是該供述依然沒有任何證據沒有任何證據予以佐證，亦無法證明其真實性。而且依李××個人的經濟條件，也無法一下子購買這么多冰毒。即便真有此事，也只能證明李××有向其購買冰毒的意愿，而不能證明李××同意幫其接運藏有冰毒的行李箱。另外，雖然本案中有何某、葛某等證人證言，但其二人的證言并沒有任何指證李××知道行李箱中藏有冰毒的事實。并且從何某的證言可知，是王××首先找到何某，要求何某幫其接運貨物，但是遭到何某的拒絕。王××在遭到何某的拒絕后，應該知道何某拒絕其接運貨物的原因是行李箱中藏有冰毒。

那么，王××為了將冰毒運至信陽，為找到人接運，又不怎么會又告訴別人其行李箱中藏有冰毒?難道其不怕再次遭到拒絕嗎?最后，更為重要的是，王××在補充偵查的供述中，改變之前的供述，明確供述李××并不知道行李箱中藏有冰毒，該次供述可以與李××的供述相互印證，可以證實其前期所做供述有不實之處，證實李××的確不知道行李箱中藏有毒品。

(二)、查獲行李箱里藏有毒品不能證明被告人李××明知托運的物品藏有毒品。

在2013年11月12時許，公安機關王××托運的行李箱里發現藏有冰毒，并且在王××托運的行李箱中貼有李××的聯系方式。該事實只能證明王李××托運的行李箱中藏有毒品，及王××運輸毒品的事實。但并不能證明李××知道行李箱中藏有毒品，也不能推定出李××明知行李箱中藏有大量毒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關于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認定問題中，明確規定如下：毒品犯罪中，判斷被告人對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供述，而應當依據被告人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過程、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等證據，結合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1)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點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攜帶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3)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者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4)體內或者貼身隱秘處藏匿毒品的；

(5)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不等值報酬為他人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

(6)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

(7)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從中查獲毒品的；

(8)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攜帶、運輸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9)以虛假身份或者地址辦理托運手續，在其托運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10)有其他證據足以認定行為人應當知道的。

本案中，被告人李××首先不具有上訴列舉的十種情形;其次，被告人李××對其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李××在偵查機關供述其起初其估計到行李箱有冰毒，所以在同電話的時間特意問過他，箱子里是否藏有冰毒，但是王××不承認箱子里有冰毒。并且王××解釋說，“沒有，我傻啊，你是個愛吸冰毒的，要有了不讓你拿回去吸了呀”。所以李××才相信王××的話是真的。李××的解釋完全合理，并符合常理，理由如下：

1、箱子里的595.5克冰毒數量巨大，價值不菲。李××和王××只是普通的朋友，王××不可能完全相信李××會對如此巨量的冰毒不動心。

2、王××明知李××本身就是吸毒者，當李××毒癮發作時，一定會吸食或是販賣其托運的冰毒。

3、王××前期先是找何某接貨但是遭到拒絕，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告訴了何某其托運的是冰毒，為了安全的讓托運的冰毒找到人接貨，其不可能再犯上次的錯誤，所以不可能告訴李××箱子里藏有冰毒。因為李××完全知道幫助他人運輸如此巨量毒品的法律后果，會拒絕替其接運行李箱。通過以上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李××是受王××蒙騙，誤以為王××托運的是真正的裝有衣物的普通行李。

被告人李××受王××蒙騙，不知道托運的行李箱藏有毒品的事實有以下證據可以證明：

1、王××在補充偵查時供述自己沒有告訴周恩木行李箱中藏有毒品;該供述也可以與李××本人前后一致的供述相互吻合，可以印證李××并不知道箱子里藏有毒品，誤以為正常托運的行李的事實；

2、李××接運時拿錯行李箱的事實也證明，其不知箱子里藏有毒品。李××如果知道行李箱中藏有大量毒品，一定會小心謹慎，認真分別哪個才是王××托運的行李，不可能不經過仔細甄別，就取走行李箱。而且李××取走行李箱后，并沒有匆忙離開，而是打電話給王××，告訴其托運的衣物已經接到。如果其知道行李箱藏有毒品，李××一定會匆忙離開現場，然后到一個相對安全，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再與王××聯系。李××粗心大意拿錯行李箱以及取走行李箱的沒有立即逃離現場的事實，也正好可以證明其并不認為行李箱中含有價值不菲、數量巨大的毒品。

以上事實及證據，充分證明李××是受王××蒙騙，并不知道王××托運的行李箱中藏有毒品。公訴機關指控李××明知王××運輸毒品，而幫助其接運冰毒的犯罪事實，證據不足，不能形成證據鏈，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不能得出唯一排他性結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三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故請求法庭對公訴機關指控李××犯運輸毒品罪，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判決。

三、李××犯販賣毒品罪，辯護人沒有異議，但是認為被告人李××具有坦白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被告人李××被抓獲后，主動向偵查機關供述其先后兩次向何某販賣毒品的犯罪事實，體現了認罪的主動性和自愿性，依法應當認定為坦白，請求法院在量刑時對其予以從輕處罰。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雖然被告人李××以前有前科劣跡，有過吸毒及販毒的經歷，但辯護人認為，并不能以此就拋開事實和法律，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認定被告人李××犯運輸毒品罪。本案涉及毒品數量巨大，如果不認真審查本案證據，一旦錯判將可能造成嚴重后果。故懇請法庭，嚴格按照《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證據審查的相關規定，認真查清本案事實，給被告人一個公正的判決。

此致

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河南文贏律師事務所律師胡建平

201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