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書

　　（2003）藏民二終字第03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西藏賽亞經貿服務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曉剛，系該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魏曉霞，西藏恒豐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銀行西藏自治區分行。

　　法定代表人：張銘，系該行行長。

　　委托代理人：央金，西藏恒豐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西藏賽亞經貿服務公司（下簡稱“賽亞公司”）因與中國銀行西藏自治區分行（下簡稱“中國銀行”）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拉經初字第2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3年5月3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賽亞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曉剛、委托代理人魏曉霞，被上訴人中國銀行委托代理人央金到庭參加訴訟。

　　原審法院認定，1995年1月9日、1月18日西藏新亞經濟貿易總公司（下簡稱“新亞公司”）與西藏拉薩銀通商貿發展公司（下簡稱“銀通公司”）簽訂了《委托付款協議》及《委托放款協議》兩份合同，兩份合同約定新亞公司將其所有的2000萬元委托銀通公司選擇行業和項目進行貸款和投資，約定其中1000 萬元委托貸款期限為一年，即1995年1月10日至1996年1月10日，另1000萬元的委托貸款期限為半年，即1995年1月28日至1995年7月 28日。兩份合同約定的利率分別為年息14%和12%.1996年3月28日、1998年7月14日和1999年4月6日銀通公司分別打了三份還款承諾書。2001年12月24日賽亞公司在西藏日報上登載啟示，要求銀通公司盡快償還賽亞公司的欠款。兩筆委托貸款銀通公司已退還1715萬元，尚欠285萬元未還。銀通公司系經中國銀行信托部申請，于1994年7月2日經拉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成立，現已注銷。1998年11月19日，新亞公司并入賽亞公司，其債權債務由賽亞公司繼承。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賽亞公司于2001年12月24日在西藏日報上登載的啟示對被告不產生送達的效力，又無法定的訴訟時效中斷的事由，故本案訴訟時效已過，原告喪失勝訴權，據此判決駁回原告賽亞公司的訴訟請求。

　　賽亞公司上訴認為本案沒有超過訴訟時效，理由是，銀通公司系中國銀行注冊成立的企業法人，但事實上中國銀行不但不履行清算義務，且有分紅、占用該公司借款等現象。賽亞公司認為，對上訴人的侵害始于銀通公司被注銷之日，而非借款之日，本案訴訟時效的起算應從上訴人知道銀通公司被注銷之日即2001年12月 29日起計算。自1999年下半年開始，銀通公司負責人及工作人員下落不明，辦公室也長期關門。2000年6月，賽亞公司主管部門區經貿廳向中國銀行發函，要求盡快解決銀通公司欠款一事，2000年7月24日，中國銀行復函稱已與銀通公司無關系，不愿意負責任。2002年7月23日，上訴人依法起訴。綜上，本案訴訟時效根本未過。

　　中國銀行答辯稱，（一）、本案已過訴訟時效。訴訟時效應從最后履行期即1996年1月10日、1995年7月18日起計算，訴訟時效至1998年1月10 日、1997年7月18日，在兩年中上訴人一直未主張過權利。至于賽亞公司2001年12月24日所登啟示已是在訴訟時效已過，且銀通公司不復存在的情況下所發的，該啟示從法律上并不能起到在已喪失訴訟時效的情況下恢復訴訟時效的作用。同時，銀通公司也未出具任何書面文字同意履行義務。上訴人所稱其主管部門區經貿廳2000年6月致函要求就相關款項予以解決一事，答辯人在復函中已明確表示中國銀行與銀通公司毫無關系，此種聲明不導致訴訟時效的中斷，更不能成為上訴人依法行使訴權的依據。（二）、新亞公司與銀通公司所簽訂合同無效。因雙方均無金融許可證，故雙方的行為違法。合同無效后應將取得的財產進行返還，銀通公司除返還本金1725萬元外，還支付了300多萬元的利息，新亞公司應將利息返還銀通公司或折抵本金。（三）、中國銀行不承擔連帶責任。中國銀行在成立銀通公司時，已注入注冊資金100萬元，且從未抽逃注冊資金，銀通公司在存續期間的債權債務應由銀通公司自己承擔，中國銀行不承擔連帶責任。至于銀通公司章程中規定向上級主管部門中國銀行信托部上交稅后凈利潤的40～50%，因違反《公司法》的規定，應視為無效。

　　本院圍繞訴訟時效問題，對以下相關的事實、主張進行了舉證、質證、辯論及合議庭評議。

　　1、庭審查明，1994年7月2日，中國銀行信托部向拉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書面申請，成立了銀通公司。1999年11月4日銀通公司被注銷。對于賽亞公司關于訴訟時效應從知道或應當知道銀通公司被注銷時起算的主張，本院認為，銀通公司未經清算即被注銷的事實，不具有損害或變更本案債權的性質，它只導致原銀通公司所負債務應由開辦單位中國銀行依法清理的法律后果，即債務主體的轉承。賽亞公司因銀通公司注銷而起訴中國銀行可以成立，但以此主張訴訟時效的起算，沒有法律依據。

　　2、2001年12月24日，賽亞公司在西藏日報上登載《啟示》，要求銀通公司盡快償還賽亞公司的欠款。該事實經查屬實。賽亞公司認為，以上事實足以導致本案訴訟時效中斷。本院認為，債權人主張債權，應采用直接的、債務人能夠意識到的形式。《啟示》僅具有廣而告之的性質，其發布方式并無當面催告的實際效果，并不意味被上訴人必然注意到這則啟示，且被上訴人也無法律義務必須關注此種啟示，故該啟示不具有導致本案訴訟時效中斷的意義。

　　3、證據表明，2000年6月7日，賽亞公司上級主管部門西藏自治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下簡稱“區外貿廳”）向中國銀行發出《關于協助解決我廳下屬企業新亞公司委托貴行信托部下屬銀通商貿發展公司的貸款歸還問題的函》，要求中國銀行協助解決新亞公司與銀通公司的委托貸款還款問題（包含利息）。2000年 7月24日，中國銀行向區外貿廳復函，稱原中國銀行信托部已于1994年12月2日宣布撤銷，“信托部在撤銷之前的新亞公司借款本息已全部還清，在此之后所借款等事項完全是羅玉光個人行為，請貴廳下屬企業與羅玉光本人聯系，解決此項問題”。賽亞公司主張以復函日期2000年7月24日作為訴訟時效的起算日。本院認為，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訴訟時效因提起訴訟、當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義務而中斷”，區外貿廳2000年6月7日致中國銀行的函可以成立“提出要求”而導致時效中斷，但該日期至2002年7月22日賽亞公司向拉薩市中級法院提起訴訟，已超過兩年；此外，中國銀行的復函因明確表示拒絕承擔任何責任，故不構成“同意履行義務”，因此不產生時效中斷的效力。

　　4、賽亞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銀通公司的三次書面還款承諾，它們是，1996年3月28日，銀通公司向區外貿廳申請延期還款，遞交了《延期還款報告》，并申請將700萬元至1000萬元還款延期至1996年5月底；1998年7月14日，銀通公司向區外貿廳申請延期還款，并寫有《還款保證書》，在該保證書中稱，銀通公司欠區外貿廳款項已達兩年之久，愿意在1998年7月份內歸還100萬元，在1998年12月底結清全部借款本金；1999年4月6日，銀通公司再次向區外貿廳申請延期還款，遞交了《還款計劃》，該計劃承諾分期還款，具體為：1999年6月1日～1999年12月底，歸還50萬元，2000年1 月1日～2000年12月底，歸還100萬元，2001年1月1日～2001年12月底，歸還全部余款。經法庭質證，中國銀行對三次還款承諾的形式及內容的真實性予以認可。上訴人認為，以上三次還款保證說明本案訴訟時效未過。本院認為，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本案訴訟時效期間應從借款債務到期起算，銀通公司1999年4月6日《還款計劃》承諾的分期還款計劃除第一期1999年12月底應當歸還的50萬元已超過兩年外，其余第二、三期應從2000年12月底、2001年12月底起算，至2002年7月22日起訴，尚未超過兩年的訴訟時效。因此，對第二、三期債權，賽亞公司仍享有通過訴訟獲得司法保護的權利，拉薩市中級法院應當就該部分繼續進行實體審理。

　　5、中國銀行在法庭上提出兩點反駁主張，其一是新亞公司與賽亞公司合并中，新亞公司對銀通公司的債權并未移交給賽亞公司，其二是不論銀通公司向區外貿廳歸還1715萬元借款以及承諾歸還其他債務，還是區外貿廳向中國銀行請求協助處理本案債權債務，都與賽亞公司無關，因此賽亞公司不應享有時效利益。本院認為，根據民法原理及《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四款之規定，“公司合并時，合并各方的債權、債務，應當由合并后存續的公司或者新設的公司承繼”，因此賽亞公司繼承原新亞公司的債權，是法律的要求，并不由開辦單位安排。即便區外貿廳作出此種安排，對外也不產生效力，當然也不能成為中國銀行抗辯的理由。至于賽亞公司是否應當享受時效利益的問題，鑒于中國銀行承認銀通公司歸還的1715萬元、提交的《還款計劃》均屬于新亞公司與銀通公司的本案借款，并無另一銀通公司與區外貿廳的2000萬元借款關系，若論銀通公司向區外貿廳實際還款和承諾還款有合同關系上的不妥，應首先是銀通公司的不妥。加之新亞、賽亞兩公司與區外貿廳確有隸屬關系，而賽亞公司亦默許、承認銀通公司、區外貿廳行為的有效，各方存在明顯默契，實無繼續爭執之必要。故以上觀點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原判認定事實錯誤，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拉經初字第27號民事判決；

　　二、本案發回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

　　審 判 長 譚 林 波

　　代理審判員 索 娜 吉

　　代理審判員 次旺仁增

　　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書 記 員 鄭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