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法上既遂之標準——對“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的檢討及其修正

我國刑法學界主要是在司法領域里討論犯罪既遂的標準，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

(1)犯罪目的實現說。認為犯罪既遂是指“實施終了的犯罪行為，達到了行為人預期的目的”。 [1]主張應當以犯罪目的的實現與否作為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實現了犯罪目的，為犯罪既遂，未實現犯罪目的則為犯罪未遂。

(2)犯罪結果發生說。認為“行為發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犯罪結果，即發生了行為的邏輯結果時，就是犯罪既遂”。 [2]主張應當以犯罪結果的發生與否作為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發生了犯罪結果的，為犯罪既遂，為發生犯罪結果則為犯罪未遂。

(3)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認為犯罪既遂是指“行為人故意實施的犯罪行為已經具備了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種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即犯罪的完成形態”。 [3]主張應當以犯罪構成要件是否齊備作為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具備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就是犯罪既遂，否則就是犯罪未遂。

在以上三種觀點中，“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是通說，但是，筆者認為：

(一)“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在概念表述上不盡科學、合理。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同大陸法系的構成要件理論存在著體系上的差異。在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上，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是“一人一罪既遂”的典型形態，只有犯罪既遂形態才是完全具備了犯罪構成要件的形態，其他犯罪形態都不完全符合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而是符合修正了的犯罪構成要件，所以在大陸法系刑法學的語境下，說犯罪既遂的標準是“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大抵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刑法學上確立犯罪既遂的“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標準，卻存在著諸多不科學、不合理之處。

在我國刑法學上，犯罪構成要件是行為成立犯罪的主客觀要件之和，認定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標準就是行為是否具備法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所以，在我國刑法學上，任何一種犯罪形態都是行為已經成立犯罪之后對行為的發展狀態的一種法律評價，它們都齊備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以“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作為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其言外之意就是犯罪未遂、中止、預備等未完成形態不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這是把是否齊備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當成了區分犯罪完成形態與未完成形態的標準。但是，按照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是否具備犯罪構成要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而不是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這種觀點顯然是把犯罪構成與犯罪形態放在同一層次進行討論，將犯罪成立與犯罪形態相混淆。

筆者認為，同一個罪的不同犯罪形態有著相同的犯罪構成，但是不同形態之間在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結構上又有著一定的差別。正因為這種要素結構的不同，我們才得以認識未完成形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可能要比完成刑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要小，才得以認識不同的未完成形態中其要素之結構也存在著差別，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未完成形態社會危害性程度也有所不同。犯罪既遂與犯罪未完成形態的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結構的不同，具體而言即是：犯罪預備、未遂與中止，雖然也和犯罪既遂形態一樣具有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但在某個要件或某幾個要件內部的組成因素及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如犯罪預備以及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它們都具備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但是，它們在犯罪客觀要件方面缺少實行行為和危害結果這兩個因素;而犯罪未遂，通常只是缺少危害結果這一個因素。但是，某一要件的某一要素不齊備，并不影響其犯罪構成要件的存在，它只要符合犯罪構成，就仍然是犯罪構成要件齊備的行為。所以，筆者認為，犯罪既遂，是犯罪構成要件齊備的行為，這當然不能說是錯的，因為這是一切犯罪形態存在的基礎;而只有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齊備，才是犯罪既遂區別于其他未完成形態的標志。

(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在認定犯罪既遂形態上并不優越于其他兩種學說。

不可否認，“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更能夠準確地表述犯罪既遂的標準，但是從實質角度出發，我們發現“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并不是一種比其他兩種學說更加優越的標準。

首先，“結果發生說”從犯罪的客觀要件方面闡述了犯罪既遂與其他未遂形態相區分的標準，這是對“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的具體化，并沒有越出后者的范圍。在我國刑法學界，諸多學者對“結果發生說”持反對態度，其主要理由是：“結果發生說”不能區分所有的犯罪既遂與其他未完成形態。因為“有一些犯罪也并不要求實際的犯罪結果發生，只要實施了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行為，即使沒有發生犯罪分子所追求的結果，也構成既遂”。 [4]這些“沒有發生犯罪結果也構成既遂”的情形，主要是指：(1)行為犯以行為的實行或者完成作為既遂的標準，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刑法分則所規定的行為，不論是否發生了犯罪結果，其行為本身就構成犯罪既遂。 [5]果真如此嗎?從刑法第14條關于故意犯罪的規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行為至少具有造成危害結果的危險性時，才可能成立犯罪，刑法并不單純地處罰不服從法律的行為。 [6]即使是行為犯，也應以是否發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邏輯結果為標準，而不能以是否實施了行為為標準。事實上，在行為犯的場合，行為實施終了結果就同時發生，即使區分既遂與未遂，也應以是否發生了特定的結果為標準。(2)危險犯以造成某種犯罪結果發生的危險狀態作為既遂的標準。 [7]但是，依此定義，未遂犯就是典型的危險犯，即未遂犯以發生危險狀態為前提， [8]但未遂犯顯然不是既遂犯。其次，危險犯可以分為抽象的危險犯和具體的危險犯，在具體危險犯的場合，具體危險是否發生乃是犯罪是否成立的標志，而非犯罪是否既遂的標志。再次，認為發生了危險狀態就是既遂的觀點，極不利于鼓勵犯罪人中止犯罪。 [9]因為在我國刑法學理論上，犯罪既遂后很難說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所以，“不管是危險犯還是實害犯，都應以發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犯罪結果為既遂標準”。 [10]

其次，“犯罪目的實現說”從犯罪的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出發，闡述了所謂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所追求的目的在客觀上已經達到。當然，這里的“犯罪目的”不是因犯罪人而異的目的，而是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是類型化、抽象化了的犯罪目的。因此，從認定犯罪既遂的角度出發，它也著眼于客觀上是否實現犯罪目的——行為人所追求的犯罪結果是否發生，同時，它更能夠反映犯罪既遂在主觀與客觀方面的聯系，因此，筆者傾向性地認為，在認定犯罪既遂而言，“犯罪目的實現說”是一種較“犯罪結果發生說”更為優越的標準。

對“犯罪目的實現說”也同樣有人持反對觀點，認為犯罪既遂“目的說”不但無助于彌補傳統理論的缺陷，反而造成更為嚴重的理論混亂與實踐的無所適從。 [11]筆者認為這種評價難說允當：(1)“對同樣的犯罪而言，不同的案件中不同行為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12]從一般意義上而言，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作為刑法學的專業術語，犯罪目的不是一般地指犯罪人的目的，它有著其自身特定的內涵，是指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即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直接造成危害結果的希望。 [13]在不同的案件中，行為人不同的行為目的并不是犯罪目的，作為構成要件內容之一的犯罪目的是客觀事實與規范評價的同一，它既不是司法者的任性評價，更不是行為人的異想天開。所以，對于不同的案件中不同的“犯罪目的”，只能在這種目的與法定的犯罪構成相一致的基礎上，才能將行為目的認定為犯罪目的。套用論者的話來說，就是以“大眾話語”對“犯罪目的”一詞所作的詮釋，這樣的理論還能夠指導實踐嗎?(2)“犯罪目的實現說”很好地體現了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在認定犯罪既遂與否時，必須考慮行為人對于犯罪事實的認識與實際發生的結果之間是否符合及其符合的程度如何。單純地從結果出發，而不考慮結果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忽略行為人的認識因素與客觀發生的事實之間的聯系，都存在著客觀歸罪的嫌疑。在這一點上，如果對“結果發生說”作片面的理解，就必然會導致這樣的批評。而“目的實現說”則可以避免，因為目的的內容就是對結果的認識和希望，發生的結果與行為人的認識和希望相一致，而這種客觀發生的事實和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又是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那么，這種行為目的就是犯罪目的，發生了的犯罪結果就是犯罪目的的實現。所以，犯罪目的的實現就標志著犯罪的既遂。對于結果犯，這個論點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對于行為犯和危險犯，同樣存在著與反對“結果發生說”相同反對理由，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他們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

細心的讀者也許不難發現，筆者在論證“犯罪結果發生說”和“犯罪目的實現說”并不錯誤的同時，始終沒有批判“犯罪構成要件要素說”，相反卻是以它為依托的。因為在筆者看來，這三種學說在認定犯罪既遂的實效上來說，并沒有本質的差別。因為如上所述，就司法層面而言，認定犯罪既遂必須嚴格地依照法律的規定來進行，那么，“犯罪目的”、“犯罪結果”都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要素，“犯罪目的實現”、“犯罪結果發生”只是突出地反映了犯罪既遂在構成要件要素上的要求。但是，在這三種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中，筆者更傾向于“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因為：從形式上來看，犯罪既遂就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的行為，在這一點上，“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不僅提供了更符合形式法治要求的“法定標準”，不至于引起普通民眾發生“大眾話語”上的誤解;而且由于犯罪構成兼顧了犯罪的主客觀方面，對犯罪成立作一步到位的綜合評價，同樣不會發生主觀歸罪或者客觀歸罪的情形。

二、 立法上既遂標準之確立——為“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所作的論證

上文從司法認定的角度論述了犯罪既遂的標準，認為犯罪既遂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具備了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然而，“犯罪構成應當是刑事違法性的構成，它的功能在于說明行為的刑事違法性” [14]。刑事違法性是以存在這樣一個明確的法律標準為前提的。那么立法上又如何確立這樣一個犯罪既遂的標準呢?這又是一個難題。

(一)、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的功能區分及其對“犯罪目的實現說”重新定位的意義。

1、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的功能區分，以及法治刑法對刑事立法的要求。

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是從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兩個不同角度而對犯罪概念所作的區分。所謂法定犯罪是指已經立法者價值評判而上升為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事實犯罪是指具有實質危害性但尚未進入立法者視野的行為，是待犯罪化的行為或者準犯罪。理想的法治刑法要求法定犯罪與事實犯罪相一致，這是在總體上對刑事立法的要求。體現在犯罪形態上，就是要求法律所確定的犯罪形態與行為的發展樣態相一致。

2、事實犯罪的發展狀態及其對犯罪形態確立的指導意義。

行為的發展狀態，又可以分為行為人主觀的發展狀態和行為客觀的發展狀態。在行為人而言，最佳的結果是客觀的發展狀態與主觀的發展狀態相一致。所以，立法者在確立犯罪形態時需要綜合考慮行為人主觀的希望以及行為客觀上的發展狀態，也就是說立法者那里的犯罪既遂形態是指犯罪發展到了這樣一種狀態：它首先是行為人所追求的發展狀態;其次是行為的性質所決定的客觀上可能達致的狀態。概括而言，犯罪既遂就是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發展狀態的出現。從主客觀相一致的角度出發，就是行為人的行為目的在客觀上已經實現。

3、犯罪故意在犯罪構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犯罪目的實現說”的重新定位。

立法者的任務是參酌實際并結合刑事政策的考慮，確立明確的犯罪構成。“犯罪構成作為一種法律規定與理論命題，是在對各種犯罪事實加以抽象與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的”。 [15]就犯罪既遂而言，就是要確立犯罪既遂需要具備哪些要素。前已論述，犯罪既遂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齊備，而在這些要素中，我們應當充分關注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要素，任何行為、行為的結果都是外化了的行為人意志。而且在犯罪構成中，犯罪故意是統領一切其他要件要素的核心要件;可以這樣說，犯罪是“不法的意圖”的實現，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在犯罪構成中有代表犯罪本質的作用。 [16]在故意犯罪中，這種“不法的意圖”正是犯罪目的，犯罪行為正是在行為人犯罪目的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而進行的，而犯罪既遂就是行為人犯罪目的的實現。所以，在立法層面上來說，行為既遂就是行為人目的的實現，在立法時，如果撇開刑事政策的考慮，那么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目的的實現。

(二)、刑事政策的考慮及其對“犯罪目的實現說”的補強。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導作用。

刑法是對犯罪的發動，正是通過對犯罪的打擊來證明刑法的正確性和權威性。既然是作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么在實際上就不可能撇開刑事政策的考慮。在廣泛的抗制犯罪的國家措施中，只有涉及刑法體系的，才可以稱為刑事政策。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國家運用刑法體系，有效而且合理對抗犯罪的政策。所謂刑法體系，包括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與犯罪矯治法”。 [17]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實踐，必然有價值選擇的成分;然而這樣的價值選擇又必須以刑法的實然規定為基礎，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借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據。“沒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將淪為常識的刑事政策。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來一則防止犯罪的對策，不管這個對策是不是刑法上已經有充分規定，也不管即興提出的對策能否融入我們的體系井然的刑法秩序當中”。 [18]所以，刑事政策對于刑事立法才具有意義;其在立法上的總體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對于確立犯罪既遂標準的指導意義。

刑事政策對于刑事立法的要求，當然對確立犯罪既遂的標準具有同樣的指導作用。第一，確立的犯罪既遂標準必須合理。所謂合理，筆者認為首先是指法律的規定要和事實相符，就是指犯罪既遂應當盡可能地與行為既遂相吻合，而行為既遂就是行為人目的的實現，相應地，在立法上，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實現。第二，作為犯罪的抗制措施，還必須考慮這種抗制的有效性。單純地依犯罪目的的實現來確定犯罪的既遂，我們會發現對于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沒有進行法律抗制(最終表現為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國家的性質都有可能改變，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對于這類犯罪就應當將刑法的防衛線提前，相應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標準。所以，從合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以犯罪目的實現說為基礎，這也是我們在犯罪既遂問題上的一個基準;但我們又不能僅僅局限于犯罪目的的實現，還必須考慮一個對犯罪抗制的有效性問題，這就是結合刑事政策的考慮，在某些重罪上將既遂的界限提前。這就是筆者所倡導的“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它既考慮到了大多數情況下犯罪既遂的一個明確標準——犯罪目的的實現，同時又考慮到了在某些嚴重犯罪的情形下“犯罪目的實現說”的不足，而以“刑事政策說”加以補強，這才是一個綜合的標準。

三、“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在司法領域的理論空間——兼論刑法的解釋

上文從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兩個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犯罪既遂的兩個標準。在刑事司法上，筆者主張“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在刑事立法上，筆者又倡導“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那么這樣兩種學說能夠有機地統一或者說有效地銜接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刑事法治首先意味著在刑事領域具有一套體現正義的規范體系的存在，這種刑事法規范不僅在于約束公民，更重要的是在于約束國家，從而防止司法權的濫用” [19]。刑事法治的要義首先就在于“實質理性的建構”。在犯罪既遂問題上，就是要求立法者為司法者確立明確而合理的裁判標準，這就需要立法者從犯罪事實和刑事政策兩個角度來進行綜合的考慮，這就是“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得以提出的理論基礎。而一旦這樣一個明確的標準呈現在司法者的眼前，就要求法律能夠得到嚴格的執行;法律的特點在于規范性，法的這種規范性使實質價值物化為一種制度，從而為社會正義的實現提供更為穩定的制度保障。正如亞里*多德對法治所作的經典論述，法治的第一層含義就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 [20]，而對于法治來說，司法者服從法律比普通公民的守法更為重要。這就要求司法者在進行司法活動時不需要也不應當懷疑法律的正確與否，司法者的唯一任務就是嚴格執行法律，不能以法律不合理為由而超越實定法進行司法活動，否則，就是司法權對立法權的僭越，是對法治原則的破壞。這是贊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齊備說”的法理基礎。在犯罪既遂標準的問題上，正是立法者依據“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設立了合理而有效的既遂標準，為司法者認定犯罪既遂確定了明確而合理的標準;所以，在司法過程中，司法者的任務就是對法律進行正確的解釋，并將其適用于具體的案件;就是依據立法者設立的既遂標準，來認定行為人的犯罪事實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的既遂應當具備的所有要素，這就是司法上犯罪既遂的“犯罪構成要件要素說”標準。正是立法與司法之間的關聯，使這兩種標準有機地統一了起來。

法治刑法要求法律本身應當具有明確性，然而由于法律普遍性、穩定性的要求，立法必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由于語詞的模糊性，必然在理解上會呈現多種不同的解釋，所以我們說，對立法者要求的明確性，只能是相對的明確性，是“盡其所能”。而對于司法者而言，則有一個法律的進一步明確化的問題——將抽象的法律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通過從一般到個別的邏輯演繹，實現一般正義到個別正義的轉化。這就要求司法者對法定犯罪構成進行理解或者說是解釋法律，從而使個案事實能夠被法律所涵攝。盡管在司法解釋上有多種不同的解釋方法，但是，我們不得不強調立法者的意圖。就犯罪既遂而言，我們必須知曉立法者是基于何種考慮來設定這樣的標準，這是司法者理解法律、解釋法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對于一般犯罪而言，比如結果犯，立法者設定的既遂標準就是行為人主觀的犯罪目的的實現，就是主觀的犯罪結果 [21]的發生;又如陰謀犯，如果僅從犯罪目的實現說來考慮，只有在陰謀的內容實際發生時才是行為既遂，然而從有效地抗制犯罪這一刑事政策角度出發，必須把刑法的防衛線提前，只要實施了這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陰謀行為就是犯罪既遂。司法者解釋法律，不是把自己當作立法者(進行創新式的)思考，而是學會象立法者那樣去思考，必須在法律條文的文義范圍內來探究立法者的原意。在認定犯罪既遂時就表現為，在法律沒有規定不明確或者可能出現不止一種的理解時，就要求司法者首先考慮行為人行為的目的是否實現，這種目的是否符合法定的犯罪構成要件，這種主觀目的與客觀結果的符合達到了何種程度;對行為人犯罪目的的抗制是否有效，有無將防衛線提前之必要。這就是“犯罪目的實現+刑事政策說”在司法上的功能，它主要就是對司法者進行司法解釋提供一種觀念上的指導形象。

【注釋】

[1] 侯國云：《對傳統犯罪既遂定義的異議》，載《法律科學》，1997年第3期。

[2] 張*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社，1997，第270頁。

[3] 蘇*漁：《刑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學出版社，1999年，第205頁。

[4] 蘇*漁：《刑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學出版社，1999年，第206頁。

[5] 蘇*漁：《刑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學出版社，1999年，第206頁。

[6] 張*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社，1997，第271頁。

[7] 蘇*漁：《刑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學出版社，1999年，第206頁。

[8] [日]福田平、大冢仁：《對談刑法總論(下)》，有斐閣1987年版，第126頁以下。轉引自張*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社，1997，第272頁。

[9] 張*楷：《犯罪論原理》，武漢大學出*社，1991，第502頁以下。

[10] 張*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社，1997，第272頁。

[11] 肖中華：《犯罪構成及其關系論》，中國人民大*出版社，2000年，第280頁。

[12] 肖中華：《犯罪構成及其關系論》，中國人民大*出版社，2000年，第281頁。

[13] 張*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社，1997，第212頁。此外，還有第二種意義上的犯罪目的，即目的犯中的目的，但是筆者認為目的犯之目的是“主觀的超過要素”，在犯罪構成中并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客觀要素，所以，它不是筆者在此討論的犯罪目的。關于目的犯之目的，參見張*楷：《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版社，1999年，第142頁以下。

[14] 陳*良：《當代中國刑法新境域》，中國政法*學出版社，2002年，第797頁。

[15] 陳*良：《犯罪構成的體系性思考》，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年，第3期。

[16] 陳*良：《刑事法評論》(第6卷)，中國政法*學出版社，2000年，第360頁。

[17] 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五南圖書出*公司，2001年，第418-419頁。

[18] 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五南圖書出*公司，2001年，第425頁。

[19] 陳*良：《刑事法評論》(第6卷)，中國政法*學出版社，2000年，第2頁。

[20] [古希臘]亞里*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99頁。

[21] 參見謝彤：《主觀犯罪結果芻議》，《人大復印資料?刑事法學》，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