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法修改中存在哪些爭議性問題?
雖然著作權法中存在諸多爭議性問題,但概括起來,爭議性問題主要有三個:法律許可、網絡傳播和集體管理。讓我們來看看三個主要的有爭議的問題。其中一個主要的爭議問題是:合法許可,所謂合法許可是指用戶可以在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使用其作品,但必須支付報酬。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了教材編寫出版、報紙轉載、錄音制作、廣播電視播出五種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合法許可的初衷是為了促進作品的傳播,但在實踐中,著作權人獲得報酬的權利卻得不到保障。正如國家版權局在修訂草案的簡要說明中指出的,“從近20年來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的實踐來看,基本沒有用戶履行支付義務,而很少有用戶因為未履行支付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權利人的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法律規定形同虛設”,但國家版權局認為,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的價值取向和功能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而目前這一制度之所以不成功,在于缺乏支付機制和法律救濟機制。因此,草案重點從這兩個方面對法定許可制度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增加了提前備案、及時付款、注明出處等用戶義務的規定。用戶未及時履行上述義務的,著作權行政機關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行政處罰。
對草案第四十六條作出修改,規定“錄音制品首次發表后三個月內,其他錄音制品制作者在法定條件下,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可以使用其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音樂界人士共同提出了強烈建議反對者認為,“三個月”時間太短無法收回成本,這將嚴重打擊音樂產業原創的主動性,將直接危及唱片公司的生存,其他音樂媒體推廣企業(如廣播電臺)也將參與其中。但從草案的角度看,第四十六條的適用有明確的前提條件,即用戶只能在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在按照第四十八條規定備案、明確出處等信息、支付版稅的前提下,使用其已發表的作品。著作權法不是保護某一群體的利益,而是平衡著作權人、首次錄音人、其他錄音人和公眾的利益。事實上,唱片作品法定許可制度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型唱片公司壟斷唱片。這是因為大型唱片公司往往要求作曲人與其簽訂獨家許可協議,從而成為唯一有權使用其音樂作品進行錄音的公司,從而壟斷音樂作品錄音市場抬高價格。不過,目前草案中“三個月”的期限是否合理,仍值得商榷。在確定期限時,要充分考慮錄音的生命周期,確定合理的期限,實現第一錄音人與其他錄音人利益的平衡。此外,草案除報刊可以申報專有權外,不允許其他著作權人申報權利,以免忽視法定許可制度,使其失去申請機會。法律許可制度實質上是對權利人權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債權人獲得報酬的權利,才能避免剝奪債權人的權利。修訂草案第69條有三條,第一條是提供純技術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不承擔審查責任,即網絡服務提供者向網絡用戶提供存儲、檢索、鏈接等純網絡技術服務時,不承擔與著作權或相關權利有關的信息審查義務。事實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也有類似規定,這是在網絡環境下平衡創作者和傳播者利益的一種選擇。提供網絡技術服務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規定,俗稱“安全港原則”,即技術中立和過錯責任原則。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的是過錯責任,這也符合侵權責任的一般原則。而且,這一規定也符合現實,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內容進行審查,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的技術水平難以達到。第69條第2款規定了通知和刪除的義務。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得到著作權人通知的前提下,有刪除的義務。如不執行,將與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第三款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和應當知道侵權行為的,應當承擔責任。意思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承擔注意義務,這就是俗稱的“紅旗原則”。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履行注意義務的,應當承擔責任。這一規定與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理論相對應。網絡用戶實施直接侵權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具有主觀故意(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承擔連帶責任。
反對者認為這一制度使得著作權人面臨眾多網絡企業的維權行動,收效甚微。在網絡用戶侵權行為難以確定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將使著作權人的利益難以得到根本保護。如果在網絡盜版中能夠免費獲得著作權人的勞動,其原創性無疑會受到扼殺。然而,如上所述,著作權法的目的是平衡現實中各方的利益,而不是僅僅考慮某一群體的利益。修訂草案第六十條、第七十條是關于將著作權集體管理擴大到非成員的規定。根據這兩條規定,即使權利人不加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集體管理組織也可以代表權利人行使權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報酬,就不必承擔賠償責任。這樣的規定使得權利人無法對向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使用費的用戶提起訴訟。從目前的情況看,法院通過訴訟判決的賠償金額通常高于集體管理組織的收費標準,因此延長的集體管理條例引起了權利人的諸多質疑。
根據修訂草案的規定,對于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其代表非成員開展延伸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這種“延伸管理”有其良好的初衷,旨在解決“用戶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卻找不到權利人”的問題,擴大版權代理保護的覆蓋面。然而,問題在于被“延伸”的權利人是否愿意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代表。非成員通過訴訟可能獲得的較高補償,將影響成員退出集體管理,從而破壞集體管理制度。解決這一問題,有賴于訴訟賠償數額與集體管理組織收費標準的統一。
也有觀點認為,在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效能尚未充分發揮、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不宜將管理范圍擴大到非成員。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一種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雖然名稱中有“管理”二字,但其實質是為著作權人服務,其公信力取決于服務質量。但目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存在收費和管理信息不公開、不透明,著作權人權益保護不積極、不到位等問題。因此,他們的可信度不高,很難獲得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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