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形式：公司治理結構是指股東大會、董事會、董事會的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監事會和經理部對不同組織形式的股份制企業在實行資產所有權和經營控制權分離的基礎上，為了保護股東的利益，監事會、經理部是公司的債權人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是公司正常有效運行的保證，是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有關公司組織之間的權力分配和制衡制度。在這一制度中，知情權是所有其他權利的基礎

公司治理不僅是一個世界性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課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公司治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現代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微觀基礎，它不僅影響到企業和個人，而且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鞏固企業競爭力的基礎；保護投資者權益；吸引投資機構和個人資金通過資本市場流入企業，轉化為生產發展資金，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

（1）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制衡（2）經驗管理是內部利益的平衡

要研究公司治理結構，首先要明確以下目的和意義：第一，有利于建立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國國情的公司制度。公司制是起源于西方經濟制度的一種商業組織形式。它畢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的經濟模式。要使其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情，就必須對公司制度有深刻的認識。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它的核心問題公司治理結構。二是有利于解決現有公司治理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如：產權（特別是國有企業變更為公司法人后，產權不適用，權責不清）；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困難；董事會內部結構不合理（權力過大或過少影響公司發展進程）；獨立董事制度亟待完善，監事會處于尷尬境地

要了解公司治理結構，有必要回顧公司法的發展歷史。從公司立法的歷史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的公司立法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在西方早期的公司立法中，人們普遍注意到，股東在公司中的權力，特別是體現股東意志的股東大會權力被規定為“誰支付，誰管理”的原則取代了“誰支付，誰決策”的原則。然而，隨著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以股東大會為核心組織的公司實踐暴露出許多問題。例如，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公司需要有高效的經營決策和運行機制。對于這些問題，公司不可能召開年度股東大會來解決，我們不能及時對公司的發展方向做出決策。因此，股東的權力被削弱，董事會的權力被加強，核心機構逐漸由股東大會向董事會轉變，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產生和發展相對較晚。從建國以來對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只有國有集體企業存在，再到模仿蘇聯建立大中小企業與專業生產相結合的生產體制，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制度，當然也不存在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現階段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以當時的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政企不分，權責不清，產權不清，管理不科學

中國公司治理結構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產生的中國特色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公司的普遍設立，對公司進行立法規制顯得尤為重要。于是，從1985年起，有關部門開始籌備公司法的起草工作。在1985-89年的兩次大改組中，總結了許多經驗和問題。存在的問題是：資金不實，政企不分，政企不分；公司的組織形式混亂，《公司法》中的公司概念與《企業法》中的企業概念混淆，無法認定；公司內部管理和分配制度混亂，缺乏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導致以權謀私和權力腐敗。最后，1992年5月，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等單位出臺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性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性意見》。這使我國公司法有了雛形，公司治理結構有了具體規定，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步伐的進一步加快，政府機構對企業的越權經營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九二至九三年間，全國人大代表和社會各界人士強烈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1992年8月，國務院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公司法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是借鑒世界發達國家公司法立法的優勢，結合中央、地方、法律、經濟等方面專家的意見而制定的。1993年12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盡管我國在公司立法和公司治理結構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從企業產權不清、政企不分、權責不清、一人決策到初步形成“三個機構”相互制約、分散化的結構，其進步是不可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