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的審理難點。

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一般都具有集團性、敏感性、復雜性、對立性、社會廣泛關注性等特點，及由于我國目前關于勞動保障制度、對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制度尚不夠完善，致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中面臨諸多困難：

第一、因用工主體復雜，致對被告主體資格確定難。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建設領域拖欠工資案件中，有80%以上涉及工程違法分包或掛靠，“分包”、“轉包”及個人掛靠成為工程建設領域普遍存在的現象，很多有資質的建筑承包企業把工程全部或部分轉包給所謂的“項目經理”，“項目經理”又將工程轉包或分包給其他包工頭來做;有的甚至專門實行勞務分包，讓包工頭自己去找工人，致大量不符合勞動法和建筑法規定，不具資質的用工主體進入了建設工程市場;有的是個人借用其他單位資質，實際承建純屬個人行為。承包人將建設工程違法層層轉包、分包或掛靠，使得勞動關系趨于復雜化，農民工一旦討要工資，各級承包人紛紛拿出轉(承)包合同來，相互推諉扯皮，誰也不愿意承擔責任。其次，有的承包主體在工程施工期間有住地、管理人員，但工程完工后，管理人員離開施工地，組織機構撤離。有的施工單位在施工結束后，通過有關部門在較短時間內將原單位注銷或撤并后，在異地成立新公司，致使農民工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在為哪個“老板”打工，甚至農民工根本搞不清其中轉包、分包情況;另外，在用工時很少有簽訂書面用工協議，部分即使簽訂了協議，很多出現蓋章、簽字等手續不全，更嚴重的是用工主體弄虛作假，在協議中簽的單位名稱到工商部門根本就查不到。以上種種原因，作為勞動者的農民工分不清責任主體，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時，更要花費大量精力來查找、確定用工主體，確定被告的主體資格，有時一個案件就要追加、變更訴訟主體多次。

第二、勞動用工手續不完善，致審理中證據查找難。首先，多數農民工法律意識薄弱，勞動爭議訴訟中，很多原告因對勞務報酬等方面缺乏相關書面協議或勞務合同，對勞動報酬的給付標準、給付方式、期限、量化標準等缺乏相關書面依據，在主張權利時很被動。其次，農民工的勞動工時主要由承包方記工為主，由承包方或雇主計算工程量、制作持有結算書，勞動者本人在整個勞務合同履行過程中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另外，法院查證難，部分農民工當事人的訴訟中僅有主張而無相關證據，也不能提供相關線索，雙方各持已見，法院無法及時查清事實;有的經較長時間自行索要或經多個部門處理無效后才起訴，歷時較長，證據滅失，證人難尋，證言失真，使法院查證更加困難。

第三、由于對農民工合法權益法律救濟制度不夠完善，致在法院裁判中適用法律依據難。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中，既涉及民事法律，又涉及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效力層次不同的規定。由于涉及勞動爭議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不相配套，或者有的甚至相互沖突，給法院審理案件適用法律依據增加了難度，以至同一類型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因適用了不同的法律依據，裁判結果大相徑庭。按現行民事法律規定，拖欠工資應屬一般債權，民法通則規定的一般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是兩年。勞動法對勞動爭議(包括農民工工資債權)提起的仲裁時效期間是一年。如果農民工因工資不能兌現與用工單位發生勞動爭議超過一年，法院擇一而判都符合法律規定，但判決結果肯定是不同的。按一年的仲裁時效，如無法定理由，法院就要駁回農民工的訴訟請求;按兩年一般債權訴訟時效，法院就要支持農民工的訴訟請求。不同的裁判結果，不但影響到農民工的實體利益，而且也嚴重影響了法院司法公正形象和裁判文書的公信力。

四、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用工單位有意纏訴，致該類案件調解難、快速結案難。農民工經多次討薪無果到法院起訴，并且在訴前討薪中經歷了種種困難，往往至訴訟階段當事人之間對立情緒非常大;加上作為被告的用工主體處于經濟強勢地位，多聘有律師，能夠充分利用訴訟法規定的訴訟程序、期間，合法地拖延訴訟，農民工往往是官司大不起、時間拖不起。由于雙方矛盾尖銳，對立情緒大，調解結案的可能性較小;其它債權糾紛案件不同，因為處于弱勢一方的農民工，根本沒有調解讓步的空間，他們難以犧牲自己的“血汗錢”來達成調解協議。由于存在這些情況，及時結案的難度可想而知。

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審理難點的對策與建議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明確了對不具備用工單位主體資格的組織和個人招用的勞動者，由具備主體資格的發包方承擔工資給付主體責任。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通知，屬行政規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級次低，對法院來講只是辦案時的參照，不是辦案的依據，缺少應有的拘束力。按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規定，用工單位就是工資給付主體，但現行法律對用工單位把工程層層轉包產生的用工責任應有有資質的發包單位承擔的規定并不明確。用工單位利用法律對這種違法行為缺少明文規定和強制手段的漏洞，采用轉包合同謀取利益，轉嫁自己的責任，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違法成本。建議對用工主體資格限制方面從法律層級上加以規范和完善，從立法角度解決現行法律、法規漏洞，既為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障，又有利于從源頭上治理用工單位違法轉包建筑工程的行為，在其轉包工程、簽訂合同和給付工程款時，可能會把工資直接兌付到農民工手中，也為法院處理案件提供了依據，減輕了法官對此類案件的判案難度或者說約束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利于司法公正和司法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