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保護令執行限制問題多

一、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數量有限

明確行為保全制度的適用范圍與實施細則，經濟相對發達國家很早開始便實行人身保護令制度，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幾乎成為常態。根據美國波士頓民事保護令制度規定，2009年區級法院總共受理1400多起家庭案件，主要涉及到子女撫養、攻擊、傷害、威脅等，法官總共向700多位受害人發民事保護令，但就國內實際發展情況而言，人身保護令制度還有很多缺陷與不足，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做出適當調整。

2010年，72個家事審判合議庭試點法院總共受理52份保護申請，向48位當事人發人身保護令。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還是基于當事人申請意愿、法院審查誤區等因素所致，部分家庭暴力受害人苦于家庭壓力、社會壓力不愿起訴到法院，“生不上公堂，死不入地獄”的傳統思想依然在作梗;部分法院法官官本位思想嚴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于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保護申請置之不理，以致于人身保護令流于形式，迫于流產。

二、人身保護令的受理主體限制

現行法律法規對受理與發出人身保護令的主體進行明確規定，無論是受理還是頒發都僅限于人民法院，其他行政機關并無權制定頒發。而人民法院頒發人身保護令又需當事人提起離婚訴訟，這使得除了因家庭暴力婚姻案件起訴之外的受害人，其人身安全無法保證，并不利于維護受害人的切身合法權益。

三、人民法院認定家庭暴力成立難

離婚糾紛案的起因與家庭暴力有關，由于受害人提供的證據不充分，難以構成認定家庭暴力成立的證據鏈，人民法院認定家庭暴力成立的數量有限。同時，除了當事人舉證難外，人民法院難以認定家庭暴力成立還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1.家庭暴力的范圍不明確

國內實際情況而言，《婚姻法》修正案的第三條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概念，此條法律的核心內容是“禁止家庭暴力”，但法律法規中沒能明確家庭暴力的范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一條中對家庭暴力的內涵進行詳細說明，家庭暴力其實也就是行為人以殘害、捆綁、毆打家庭成員，通過多種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使其身心受到傷害?，F行法律法規主要對受害人身體上所受到的傷害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沒能具體說明采用哪些手段，各位法官在受理家庭案件時會依據個人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對家庭暴力進行定義，通常將其理解為“積極作為”，理論界在“不作為”是不是應該納入家庭暴力有很大爭議，也正是因為如此，尚未將經濟控制、精神暴力等劃歸到家庭暴力的范疇。

2.法官對涉家庭暴力案件的處理理念存在偏差

家庭暴力使受害者的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不得以的情況下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法院在受理離婚訴訟案時需要考慮到諸多方面，尤其是與家庭暴力相關的案件，但就現實情況而言，部分法官在受理此類案件時處理方式與普通的離婚案件相類似，沒能考慮到家庭暴力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清官難斷家務事”等傳統理念影響較深，因此在處理此類糾紛時往往只是采取單純調解手段，要求受害方讓步和解，息事寧人，對施暴方也只是單純的批評教育，在認定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時猶豫不決。有些法官認為受害方之所以受到家庭暴力，其自身也有過錯，認為做錯事就該打，將一些應定性為家庭暴力的案件排除之外。

3.現行證據規則沒有考慮涉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民事訴訟法與證據規則對與家庭暴力相關的離婚訴訟案的受理方式等進行明確規定，如果僅僅只是一般的民事訴訟案，則需要嚴格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等原則，特殊情況下則需要嚴格遵循舉證責任倒置。法官在受理家庭暴力案件之前要了解其所具備的特點，采取對應措施保護受害方，如果機械適用該原則，極易導致實體不公、社會效果不好的后果。另一方面，證據規則對法院依職權取證作出了比較嚴格的限制，最高院證據規則第十五條規定，只有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的，以及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人民法院才能依職權調取相關證據。按照司法實踐通常理解，涉家庭暴力案件不屬于上述范疇，而受害方限于法律知識的缺乏，往往沒有主動申請法院調取相關證據，法院一般也不會主動依職權向有關職能部門或目擊證人調查取證。

四、人身保護令的執行限制

如當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的，申請人可考慮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其強制性執行，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時要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依據情節輕重做出懲罰，如果存在故意為之的情況，則必須要嚴格按照《刑法》第313條做出的規定，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要求其承擔刑事責任。但家庭是整個社會的組成細胞，家庭生活與社會各個部門的工作內容息息相關，家庭暴力主要發生在非正常工作時間，如果只是依賴法院的力量將無法保護受害人，人身安全保護裁定需要由法院、公安、行政、醫療、社會組織等多機構聯合執行，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保護令制度的立法，機構聯動不足，許多公安機關時常會表示現行法律法規中沒能對此進行明確規定，無法與法院聯合保護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也正是因為如此，執行人身安全保護裁定時出現很多問題，采取怎樣措施能夠協調公安部門等多機構參與裁定的執行十分迫切。主要表現在：

(1)公安機關嚴重忽視與法院之間的合作，尤其是與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相關的活動，由于現行法律法規尚未對此進行明確規定，即便是受害人在第一時間報警，相當一部分警察將其作為一般家務糾紛調解處理，不記錄現場狀況，不對加害人做詢問筆錄，甚至也不給被害人做詢問筆錄;

(2)關于責令加害人接受心理治療的裁定內容，缺乏行政主管部門統一安排，無法確定有資質的醫療機構對加害人進行心理評估及心理治療;

(3)沒有關于違反保護令罪的立法，保護令威懾作用不足;

(4)缺乏安置場所，如作出責令被申請人離開雙方共同居所的裁定，被申請人可能因無家可歸而將矛頭對準法院，造成法院工作被動。

五、違反人身保護令的處罰限制

目前我國法院針對不接受法院審理結果，沒有按要求執行人身保護令的被申請人進行處罰，依據《民事訴訟法》予以處罰，如罰款、拘留等處罰措施，但對于多次違反同一生效裁定情形的，能否給予多次處罰，尚存爭議。我國法律中亦沒有關于違反人身保護令屬于犯罪的立法規定，所以目前對于違反者僅能適用民事訴訟的司法處罰以及與人身傷害有關的治安處罰，在未達到刑事責任承擔的情況下，尚不能進行刑事處罰，這也使得一些膽大妄為、不屑于以身試法的加害人逍遙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