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正在大力發展建設新農村，但是在新農村建設中存在很多問題，如征收土地房屋中存在補償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情況，急需解決此類問題，這不僅需要從制度上得到保障，同時設計征收房屋土地的村民也要通過合法的途徑來爭取應得利益，不能成為新農建設的犧牲者。

吳-波律師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大力深化農村體制改革，切實保護農民權益。現行征地制度存在極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弊端，已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亟需改革的重要領域。眾所周知，中國《憲法》規定土地實行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形式，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土地所有權;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在目前中國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予補償。《土地管理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應當辦理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手續。就是說，國家對土地資源實行了高度集中的嚴格管制，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才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凡農用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必須通過國家的征收或征用。《土地管理法》第45條規定了國務院與省級政府的審批權限：征用基本農田、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超過35公頃的、其他土地超過70公頃的，由國務院批準;此規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

不可否認，在現行的征地制度下，農民的權益遭到了嚴重的侵害。究其原因，在中國農業人口眾多、城市化長期受到人為阻止的背景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不斷加快城市化進程，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城市化，而在于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當前在城市化進程中引發的征地矛盾與失地農民等問題，根本上說是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僵化的土地制度和其他相關制度變革滯后的集中反映。

如何改革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取消土地市場“雙軌制”，國家曾關閉了城鄉土地自由市場，政府成為土地市場的唯一主體。不管是公益性用地還是經營性用地，一律由政府對土地實行征用。政府在“土地農轉非”上壟斷地位，使自己在城鄉土地市場交易中成為唯一合法的中間人，就是說，只有政府有權強制性地低價征購農用地，然后再高價出賣給建設用地方者。我國城鄉土地制度設計上的這種嚴重缺陷，為制度性尋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使政府充當了城鄉土地市場交易中名符其實的“二道販子”，以地生財就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打造政績的有效途徑。農民則在這種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中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正因為存在以上的情況，我國的土地制度存在諸多缺陷，故必須實現實行公平合理的征地補償、分配和安置，在征地中，問題不是農民是否同意征地，而在于政府對農民的補償是否合理的問題，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土地補償款明顯過低，根據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由三項組成：①土地補償費，②安置補助費，③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標準為：①該耕地前3年平均產值的6至10倍，②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償費標準為該耕地前3年平均產值的6至10倍，③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產值的30倍。二是補償分配比例明顯不公。按照《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征地補償費的具體分配是：①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②土地安置補助費交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其他安置單位，③被征土地的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用給農民。據統計，補償款到農民手上的款項大約只占總補償款的百分之5至百分之十，從成本價到土地出讓價之間生成的土地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導致政府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土地，農民成為最大的犧牲者。三是安置明顯不到位。政府征地后，由于安置工作的嚴重欠缺，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失地農民，成為當前中國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政府的征收導致農民補償低，得不到應有的安置，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成為最大的問題。

綜上所述，農民在征地中成為最大的犧牲者，要改變這種現狀，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土地征收等制度，在制度上保障，另外一方面同樣需要在征收中農民要通過合法的途徑爭取維權，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爭取應由的補償。在不能改變制度、現狀的情況下，改變自己，用法律武裝自己，用法律手段來爭取合法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