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的法律性質是什么

《保險法》第17條第2款規定“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并未將免責條款區分為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該條的規定是否意味著無論格式條款還是非格式條款，保險人都應當承擔提示說明的法定義務?

從該條第1款與第2款上下文來看，保險人僅對格式條款內容負有說明義務。而《保險法解釋(二)》第9條對免責條款所涉合同形式進行了限定，將其限定于保險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之中。顯然，《保險法解釋(二)》對于免責條款的界定更為具體，避免了司法實踐中免責條款存在于何種合同形式中的爭議。

對于免責條款的規制不僅體現在保險法中，還涉及到其他部門法，如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考察西方各國的民商事立法中關于格式條款的內容，亦可看出各國對格式化免責條款都予以重點規制，但保險合同格式化免責條款與其他合同相比具有特殊性，體現在：

首先，從免責條款的屬性看，保險人制訂免責條款的本質是約定風險排除事項，因保險人不可能對所有風險事項給予保障。而其他條款中因保險合同相對人違反法定或約定義務，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的約定，是保險人不予支付保險金或解除合同的條件，而且該約定不得違反保險法強制性規定，這類條款并不具有風險排除功能。所以《保險法解釋(二)》中以法律效果作為認定免責條款的唯一標準，該標準是否符合免責條款本身屬性是存有疑問的。

一直以來，對于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的屬性方面鮮有著述論及，在對普通財產性合同免責條款定性的分析中，有學者認為可以將免責條款區分為免除人身傷害責任的條款，免除債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不履行債務所應承擔責任的條款;以及免除債務人一般過失造成的有關財產損失責任的條款兩大類。前者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確定其效力的基礎，后者以公平原則為確定其效力的基礎。上述學說主要是基于過錯程度對免責條款做出劃分。

筆者認為，對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的定性不能簡單歸入上述類別，因為保險合同是一種商事合同，而保險人從事的是以風險保障為目的的經營活動，保險人所主張的免責通常與其自身過錯無關，而與保險人控制風險有關，簡言之，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是一種風險控制事項，當然，免責條款中的風險控制是否合理，有無排斥合同相對人的權利則另當別論。

其次是從免責條款與保險責任條款之間的關系看。保險責任條款本質上是一種風險保障條款;而免責條款則主要針對風險排除事項。由于保險業經營的險種所針對的各種風險類型紛繁復雜，所以任何保險人都不可能對被保險人遭受的全部風險造成損失提供保障。保險人出于對風險的控制和分配，必然要求對其承擔的風險范圍做出限定，這是保險合同免責條款存在的合理性基礎。

所以，狹義上保險人免責條款應當是與保險人承擔的風險保障責任相對應的條款，如果責任的發生與保險人承擔的風險保障責任無關，當不屬于免責條款范疇。例如在保險合同中，被保險人、投保人、受益人發生的道德風險，依法應當由其自身承擔責任，與保險人責任所定義的意外風險無關，不應屬于免責條款，而應屬于法定免責事項。再如保險人于保險合同格式條款中約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履行某項義務，將不予支付保險金，該條件與保險人確定自身風險保險責任范圍無關，亦非法律規定，屬于保險人自行約定的免責條件。

鑒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根據免責條款的約定方式，可將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區分為雙方協商約定的免責條款和格式化免責條款;而按照免責條款的本身含義可以區分為廣義的免責條款和狹義的免責條款，前者包括了所有免除保險人賠付保險金責任的條款，范圍與《保險法解釋(二)》第9條之規定相同;后者是指直接與保險人風險保障范圍界定相關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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