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土地國有化以后，在土地制度安排上就要解決好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問題。為了使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能夠真正得以穩定，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發育，必須把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界定為完整的用益物權。建議采用國際通例，賦予農民永佃權，即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確立國家和農民之間的永久性租佃關系。

首先，家庭承包的“承包”和中央反復強調的“長期穩定”、“30年不變”既不規范，也不能使人放心。“承包”則意味著“合同到期則另行安排”，“長期”又到底有多長?“30年不變”，那么30年以后呢?這種說不清楚的“物權制度”如何能有效率預期?這就啟發我們，必須賦予農民在國有土地上的永久性的用益物權，也只有這樣，真正完善的土地流轉市場才能形成，土地抵押之類的“操作困難”才能成為不困難，農民得到的“物權”才有可能完整。

其次，永佃權作為用益物權的一種，已經為當今世界各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用，是現代法學的規范提法和重要內容，是一種以支付佃租為代價在他人的土地上永久耕作或牧畜的權利，它可以完全、充分、無阻礙地進入流轉市場，并且遵循“物權法定主義”。所以，把國家和農民之間的關系確定為永久性的租佃關系，賦予農民永佃權，既是建立和完善我國物權法律體系本身的要求，在加入WTO后便于和國際接軌，也能在法律、制度上促進土地流轉市場規范化。更重要的是，永佃權所具有的“物權法定主義”的背后是強大的國家后盾，這對于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們對抗來自“集體”或基層政府等“第三人的不法侵害”極為有利。

再次，Hart等人所創建的現代最優所有權結構理論已經證明，在一定條件下租地比買地更有效率，租佃制度和生產力發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負相關關系。美國1879年有25.6%的農戶為佃農，1945年這個比例上升到34.5%，但美國的農業生產力在1879-1945年間大大提高了。所以，那種認為租佃制度是“落后的”“封建殘余”的“傳統”看法是不可取的。應該看到，永佃權作為租佃制度的一項獨立內容，它和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它作為一種世界各國通行的土地使用制度，不獨為封建社會所獨有，也并非只為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而存在。它的基本制度、基本內容適用于各種社會形態的一般土地承租耕作關系，從歷史上看，它產生于封建社會，但在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仍顯示出它的旺盛生命力，因此，它存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理所當然地不足為奇。這正如，市場經濟體制既可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可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并不反映社會制度一樣，永佃權作為一種權利概念，它本身也并不反映任何社會制度。所以說，確立國家和農民之間的租佃關系，賦予農民永佃權，在理論上或意識形態上不應該存在任何障礙。

最后，就我國當前實際情況看，確立國家和農民之間永久性租佃關系，賦予農民永佃權，具有現實的可能性。這是因為，被我黨視作“農村政策基石”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和永佃權制度的權利主體、客體、內容三個方面極其相似或一致。永佃權的主體，一方是土地所有者，另一方是土地承租、耕作者;而“家庭承包經營權”的主體，一方是土地所有者“集體”——土地國有化后就是國家，另一方是土地承包經營者“農民”，二者對主體的要求幾乎是一致的，只是說法上的不同，并無本質上的差別。永佃權和“家庭承包經營權”的客體都是只允許被用來耕作、牧畜的農地或草場—一兩種制度都將它們的權利客體限制于農業用途的范圍之內，二者所針對的客體竟是如此“不謀而合”地完全一致。再從內容上看，在這兩種制度中，都是沒有土地所有權的一方為達到在歸另一方所有的土地上耕作、牧畜、收益的目的，而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的“代價”，只不過這個“代價”在永佃權制度中被看作地租，而在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中被稱為“承包費”，地租也罷，“承包費”也罷，它們都是占有、使用他人土地應支付的“價值”，在本質上并無不同;況且，實行土地國有化后，農民向土地所有者——國家交納的就是農業稅，農業稅這個概念無論在政治經濟學中，還是在財政學中都被當作“地租”來分析，為什么在實踐中農業稅就不能被看作地租呢?而且，把它看成地租，在邏輯上也順理成章，租種國家土地的人就是農民(這個提法不僅符合國際通例，而且對消除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有利)—農民要交農業稅—農業稅就是地租。永佃權還有一項從屬于租佃關系的內容，那就是它遵循“物權法定主義”，從而被“法定”為一種用益物權，可以完全、充分、無阻礙地進人流轉市場;這正符合我國當前“土改”的根本目的，我國的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得到既能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權”又能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這種“雙贏”結果，顯然，永佃權能夠擔此重任。

到此為止，可能還會有人擔心，這種越過“集體”使農民和國家“直接對話”的制度設計是否會對鄉村村治不利?村委會用于社區公共管理和公共事業所需的“費”如何解決?事實上，在現行制度下，農民向“集體”交納的“承包費”本來就“不明不白”，你說它是社區成員為滿足社區公共管理和公共事業的需要而進行的“集資”，它卻又和土地承包相掛鉤。鄉村村治顯然是以實現徹底的村民自治為目標，所以，今后村委會所需的“費”可以在村民自治的原則下，以“一事一議”的方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可以超脫于鄉村事務之上;同時，我國農民有視交“皇糧”為“天定”義務的光榮傳統，他們在取得永佃權后也就不會怠慢農業稅的征管部門，村干部再也不要充當稅收征管部門“上門要錢”的走卒了，基層政府、村委會、農民三者關系反而更順了。這對緩解當前農村緊張的干群關系，促進農村社會穩定極為有利。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肯定，用永佃權來“替代”農民的“承包經營權”(考慮到人們的習慣，“承包經營權”這個名稱可以不改，只要能賦予它永佃權的內涵也就可以了)，在國家和農民之間，建立一種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新型社會主義土地租佃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