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城市的繁華地段，偶爾可以看到小孩子或者殘疾人在路邊乞討，他們以自己的弱小無助和身體殘缺病痛，換取路人的善意和憐憫，但往往過不了多久，這些好心人的同情和施舍就被乞討者轉移到幕后的組織者手中去了，那么，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客觀方面有哪些要件呢?

一、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的含義

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 是指以暴力、脅迫手段組織殘疾人或者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乞討的行為。

二、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的客觀要件

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以暴力、脅迫的手段，組織殘疾人與未成年人進行乞討的行為。概括起來，本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必須實施了組織未成年人、殘疾人乞討的行為。

組織未成年人、殘疾人乞討是一種實行行為。在實踐中，構成組織乞討罪的實行行為通常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組織、策劃和指揮的行為。組織c此處指的是狹義的組織涵義而非構成本罪的組織行為，兩者是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是指把分散的乞討人員集中起來控制，并在乞討活動中起組織作用的行為。例如有的組織者通過物色在社會上流浪的未成年人和生活緊迫的殘疾人，把他們召集起來進行乞討活動。甚至有的組織者會與未成年人或者殘疾人的監護人達成協議，把未成年人與負擔較重的未成年人與殘疾人進行乞討。策劃是指從事了為組織乞討活動制定計劃、籌謀布置的行為。常見的方式有為組織乞討集團制定乞討計劃、擬定具體實施|方案等。例如實踐中有的行為人根據對各地“乞討市場”行情的把握，具體分派方案等。例如實踐中有的行為人根據對各地“乞討市場”行情的把握，具體分派到不同地方的行乞人員數量等。指揮，是指在實施組織未成年人與殘疾人乞討的活動中起到領導、核心作用，如分配任務、決定行為等。指揮是直接實施策劃行為方案、執行組織意圖的實行行為，對于具體的實施乞討活動往往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可以說是乞討組織的具體執行人。例如，帶領乞討人員到預定的不同的地點行乞活動，在具體的乞討行為過程中給予行乞人員以“技術支持”與“精神動員”，并負責收取乞討所的財物等。上述組織、策劃、指揮都是組織乞討的行為，行為人只要具備了其中的一種或數種就可以認定其實施了組織乞討行為。

2、組織未成年人、殘疾人乞討，采用的是暴力、脅迫的手段。

本罪特別要求了行為人的組織行為手段是暴力或者脅迫。但是在理解組織行為與暴力、脅迫的關系時有一些關系是需要理清的。是組織行為中伴以暴力、脅迫的方式，還是暴力、脅迫本身就是組織行為的表現方式。關于這一點法條規定的比較模糊，需要解釋加以明確。組織行為就一般意義而言是指在團體中起組織、策劃、指揮、領導作用的行為，其范圍是比較廣泛的。也許正是基于其外延范圍廣泛，刑法特意加了暴力、脅迫這兩個限定語，以求縮小打擊面。但是，如果把暴力、脅迫解釋為組織行為的表現形式，則其外延范圍也顯得過于狹窄了。而且依據社會的一般經驗常識，單純以暴力、脅迫方式來組織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因此，我們傾向于比較折中的解釋，即把暴力、脅迫解釋為組織行為中行為方式。也即只要在組織乞討的所有過程中對不愿乞討的人實施了暴力、脅迫，便構成本罪：這當然包括實踐中經常發生的，被害人由自愿被組織乞討到想離開乞討團體而被組織者以暴力或1脅迫的手段加以制止而被迫乞討的情形。

一個緊密相關的問題是，暴力、脅迫行為是否必須由組織者親自實施，是否只要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就符合本罪的客觀特征。筆者認為，暴力、脅迫行為的實施者與組織者是可以互相分離的，因為現實中組織者往往只是“腦力勞動者”，不具體實施一些侵害未成年人與殘疾人的行為，這些“低級的行為”往往是地位比較低的人來完成的。但是，如果暴力、脅迫行為的實施者是受組織者控制的，而且組織者對實施者的行為也是知情的，或者暴力、-脅迫行為是屬于乞討組織計劃當中的一部分，那么此時，即便組織者自身沒有具體實施暴力、脅迫行為也是構成本罪的客觀行為特征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暴力、脅迫行為的實施者執行的是組織者的意志，其只不過是組織者利用的工具，因此應當視為組織者本人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有些類似于利用不能構成特定罪的行為人實施特定犯罪的間接正犯)，當然，對于親自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的組織者是理所應當按照本罪加以處罰的。但是，對于那些在乞討組織中具體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的非組織者是不能按照本罪加以處罰的，雖然他們在乞討組織中也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處讀者一定要區分犯罪組織中的組織者與一般組織中的組織者之間的差異。前者組織中的所有成員原則上都構成犯罪，而后者刑法往往只懲罰組織者，其他的組織成員是不以犯罪論處的。)但是，暴力、脅迫行為的非組織者雖然不構成本罪，如果情節惡劣，是可以依照侵害人身權利犯罪中的故意傷害罪加以定罪處罰的。另外，《治安管理處罰法》也可以適用于此類違法行為。

暴力手段，在本罪中一般是指行為人直接對殘疾人、未成年人的身體實施打擊和強制，如毆打、捆綁、非法拘禁、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等。但是行為人采取的暴力手段以造成被害人輕傷為其上限，如果故意造成重傷或死亡結果的便屬于組織乞討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按照擇一種處斷的原則，應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論處。之所以這樣解釋的原因是，故意傷害罪的基本法定刑，也即致人輕傷時，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與組織乞討罪的基本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基本一致。而且組織乞討罪有加重幅度的法定刑，即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與故意傷害罪中的致人重傷的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法幅度相差不大。但是，為什么組織乞討罪中的暴力手段不能包括致人重傷的后果呢?而且本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法條同處于刑法典的第四章即侵犯公民人身權利類罪之內，也即說明了本罪與故意傷害罪一樣都是主要侵害了犯罪對象的身體健康權益。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本罪的侵害對象具有特殊性，也即殘疾人與未成年人。他們本身就屬于社會中的弱者，需要他人的關心與愛護。但是組織乞討罪的行為人不但不幫助他們，而且把這些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當作牟利的工具，其行為本身的惡劣性就很大，而且，本罪侵害人身的性質不僅表現在暴力手段對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直接的人身傷害，迫使其進行的乞討行為本身對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傷害也是很大的。因此，把本罪的暴力手段的強度界定在輕傷以下是合情合理的，體現了罪刑均衡的刑法理念。所謂以脅迫手段，在本罪中一般表現為以侵犯人身權相威脅，是指行為人對殘疾人、未成年人威脅、恐嚇，達到精神上的強制手段。如，揚言對被害人行兇、加害被害人親屬和關系親密的人，以及利用被害人孤立無援的環境條件采取以餓凍相威脅的方法迫使殘疾人、未成年人服從組織者的指派，不敢反抗。暴力手段與脅迫手段的主要區別在于，暴力手段是直接加之于被害人人身的有形的強制，而脅迫則主要是指對被害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精神上的強制，是一種無形的強制力。但是這兩種手段行為的目的都是一樣的，也即迫使殘疾人與未成年人服從組織者的調遣，為其獲取非法收益而乞討。因此可以說，暴力手段的最終目的也是精神強制，其與脅迫手段的唯一區別便在于兩者的表現形式不一樣。

3、被組織的對象是殘疾人與未成年人，且人數應當是多人。

關于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具體界定，已經在犯罪客體部分的犯罪對象的解說中予以明確，此處不再贅述。

就被組織乞討的人員的數額而言，雖然條文只是說組織殘疾人或者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乞討，并沒有寫明被組織乞討的人員必須是多人。但是從立法原意來看，因為組織乞討活動是把分散的個人集合起來，不僅可以促使乞討隊伍的擴大，乞討活動規模化，而且還容易演變成帶有黑社會性質的“丐幫”，使其社會危害性增大。所以，正是鑒于組織乞討行為的這種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法才專門規定本罪，其旨在懲處乞討活動的組織行為。而且，就一般意義而言，既然是組織行為就必須控制多人而不是一個人，否則變不成其為組織行為。對此，我們可以參考同樣懲罰組織行為的組織賣淫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2年公布的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的第2條規定，組織他人賣淫的行為必須是控制多人。同時《解答》第9條進一步規定，“多人”的“多”是指三以上的數含本數。因此，根據刑法的立法目的和參照相關的司法解釋，筆者認為，被組織乞討的人員必須是多人，人數應當理解為三人或者三人以上。

但是，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本罪的多人是指每個成員都是殘疾人或者未成年人，還是只要多人中存在有殘疾人或者未成年人就符合本罪的客觀要件。因為現實中純粹的殘疾人或未成年人乞討集團并不多見，往往是各種各樣的人并存。從刑法的謙抑性和嚴格的形式罪刑法定解釋角度而言，宜解釋為多人都是殘疾人或者未成年人。也只有這樣，行為人方能達到本罪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也即只有在乞討團體中有三名以上的未成年人或者殘疾人被強迫參與時，方能符合本罪的客觀要件。

綜上所述，關于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客觀方面的要件主要包括三個，首先是組織實施了乞討行為，如何教導殘疾人和兒童在哪里乞討、如何乞討、乞討后怎么上交等;其次是用暴力手段脅迫，對于不愿因參與乞討的殘疾人和兒童，進行威脅以及人身攻擊來逼迫其違背自身意愿;還有就是人數應達到三人以上，且均為殘疾人或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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