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破窗效應

心理學的研究上有個現象叫做“破窗效應”，就是說，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墻，如果出現一些涂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的，墻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個很干凈的地方，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之后，人就會毫不猶疑的拋，絲毫不覺羞愧。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

心理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引爆點”，地上究竟要有多臟，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么臟，再臟一點無所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么程度，人們才會自暴自棄，讓它爛到底。任何壞事，如果在開始時沒有阻攔掉，形成風氣，改也改不掉，就好象河堤，一個小缺口沒有及時修補，可以崩壩，造成千百萬倍的損失。

犯罪其實就是失序的結果，紐約市在80年代的時候，真是無處不搶，無日不殺，大白天走在馬路上也會害怕。地鐵更不用說了，車廂臟亂，到處涂滿了穢句，坐在地鐵里，人人自危。而現在紐約的市容和市譽提升了不少，一定程度上就是運用了破窗效應理論，先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再慢慢緝兇捕盜，回歸秩序。

當時這個做法雖然被人罵為緩不濟急，“船都要沉了還在洗甲板”，但是紐約市還是從維護地鐵車廂干凈著手，并將不買車票白搭車的人用手銬銬住排成一列站在月臺上，公開向民眾宣示政府整頓的決心，結果發現非常有效。

警察發現人們果然比較不會在干凈的場合犯罪，又發現抓逃票很有收獲，因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攜帶武器，因此警察愿意很認真地去抓逃票，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門不敢帶武器，以免得不償失、因小失大。這樣紐約市就從最小、最容易的地方著手，打破了犯罪環結(chain)，使這個惡性循環無法繼續下去。

(2)責任分散效應

1964年3月13日夜3時20分，在美國紐約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諾比白的年輕女子在結束酒巴間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當她絕望地喊叫：“有人要殺人啦救命!救命!”聽到喊叫聲，附近住戶亮起了燈，打開了窗戶，兇手嚇跑了。當一切恢復平靜后，兇手又返回作案。當她又叫喊時，附近的住戶又打開了電燈，兇手又逃跑了。當她認為已經無事，回到自己家上樓時，兇手又一次出現在她面前，將她殺死在樓梯上。在這個過程中，盡管她大聲呼救，她的鄰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觀看，但無一人來救她，甚至無一人打電話報警。這件事引起紐約社會的轟動，也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的重視和思考。人們把這種眾多的旁觀者見死不救的現象稱為責任分散效應。

對于責任分散效應形成的原因，心理學家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調查，結果發現：這種現象不能僅僅說是眾人的冷酷無情，或道德日益淪喪的表現。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人們的援助行為確實是不同的。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境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受難者給予幫助。如果他見死不救會產生罪惡感、內疚感，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而如果有許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助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造成責任分散，每個人分擔的責任很少，旁觀者甚至可能連他自己的那一份責任也意識不到，從而產生一種“我不去救，由別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體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這種局面，這是心理學家正在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3)帕金森定律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通過長期調查研究，寫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書。他在書中闡述了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后果：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干的人;第二是讓一位能干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這第一條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利;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干的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看來只有第三條路最適宜。于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他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構成威脅。兩個助手既然無能，他們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系。

(4)暈輪效應

俄國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暈輪效應的作用吃了大苦頭。他狂熱地愛上了被稱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麗，并且和她結了婚。娜坦麗容貌驚人，但與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當普希金每次把寫好的詩讀給她聽時。她總是捂著耳朵說：“不要聽!不要聽!”相反，她總是要普希金陪她游樂，出席一些豪華的晚會、舞會，普希金為此丟下創作，弄得債臺高筑，最后還為她決斗而死，使一顆文學巨星過早地隕落。在普希金看來，一個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貴的品格，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種現象被稱為暈輪效應。

所謂暈輪效應，就是在人際交往中，人身上表現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蓋了其他特征，從而造成人際認知的障礙。在日常生活中，“暈輪效應”往往在悄悄地影響著我們對別人的認知和評價。暈輪效應是一種以偏概全的主觀心理臆測，其錯誤在于：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個別特征，習慣以個別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樣，以點代面;第二，它把并無內在聯系的一些個性或外貌特征聯系在一起，斷言有這種特征必然會有另一種特征;第三，它說好就全都肯定，說壞就全部否定，這是一種受主觀偏見支配的絕對化傾向。總之，暈輪效應是人際交往中對人的心理影響很大的認知障礙，我們在犯罪心理矯正工作中要盡量地避免和克服暈輪效應的副作用。

(5)習得性無助實驗

習得性無助效應最早有奧弗米爾和西里格曼發現，后來在動物和人類研究中被廣泛探討。簡單地說，很多實驗表明，經過訓練，狗可以越過屏障或從事其他的行為來逃避實驗者加于它的電擊。但是，如果狗以前受到不可預期(不知道什么時候到來)且不可控制的電擊(如電擊的中斷與否不依賴于狗的行為)，當狗后來有機會逃離電擊時，他們也變得無力逃離。而且，狗還表現出其他方面的缺陷，如感到沮喪和壓抑，主動性降低等等。

狗之所以表現出這種狀況，是由于在實驗的早期學到了一種無助感。也就是說，它們認識到自己無論做什么都不能控制電擊的終止。在每次實驗中，電擊終止都是在實驗者掌控之下的，而狗會認識到自己沒有能力改變這種外界的控制，從而學到了一種無助感。

人如果產生了習得性無助，就成為了一種深深的絕望和悲哀。因此，我們在學習和生活中應把自己的眼光在開闊一點，看到事件背后的真正的決定因素，不要使我們自己陷入絕望。

(6)證人的記憶

證人，在我們的認識里，通常都是提供一些客觀的證據的人，就是把自己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東西如實地講出來的人。然而，心理學研究證明，很多證人提供的證詞都不太準確，或者說是具有個人傾向性，帶著個人的觀點和意識。

證人對他們的證詞的信心并不能決定他們證詞的準確性，這一研究結果令人感到驚訝。心理學家珀費可特和豪林斯決定對這一結論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為了考察證人的證詞是否有特別的東西，他們將證人的記憶與對一般知識的記憶進行了比較。

他們讓被試看一個簡短的錄象，是關于一個女孩被綁架的案件。第二天，讓被試回答一些有關錄象里內容的問題，并要求他們說出對自己回答的信心程度，然后做再認記憶測驗。接下來，使用同樣的方法，內容是從百科全書和通俗讀物中選出的一般知識問題。

和以前發生的一樣，珀費可特和豪林斯也發現，在證人回憶的精確性上，那些對自己的回答信心十足的人實際上并不比那些沒信心的人更高明，但對于一般知識來說，情況就不是這樣，信心高的人回憶成績比信心不足的人好得多。

人們對于自己在一般知識上的優勢與弱勢有自知之明。因此，傾向于修改他們對于信心量表的測驗結果。一般知識是一個數據庫，在個體之間是共享的，它有公認的正確答案，被試可以自己去衡量。例如，人們會知道自己在體育問題上是否比別人更好或更差一點。但是，目擊的事件不受這種自知之明的影響。例如，從總體上講，他們不大可能知道自己比別人在記憶事件中的參與者頭發顏色方面更好或更差。

(7)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癥，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于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于他人。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與Clark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后，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后，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后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并對警察采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ofsson，并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

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后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癥候群的例子見諸于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體驗。

(8)聚焦武器效應

感知是根據需要進行選擇的，通過人們注意現場的最鮮明或最顯要的方面，而忽視其他方面，比如在持槍搶劫銀行的案件當中，受害人也許可以提供有關攻擊者的武器的信息，但是只能描述出很少的有關攻擊者容貌的信息，這種傾向被稱為聚焦武器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