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交易罪是97修訂刑法的一種新增罪名，是一種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犯罪行為。由于立法粗疏，且沒有相關司法解釋，造成理論上的認識分歧，造成懲治該類犯罪行為上的種種疏漏，對正確適用法律、統一執法帶來很大阻礙，值得檢討和改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

以暴力、威脅手段，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一)強買強賣商品的；

(二)強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務的；

(三)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的；

(四)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的；

(五)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的。

刑法規定將“情節嚴重”作為強迫交易罪的構成要件，從立法動機上來看，是因為通常情況下，強迫交易罪的社會危害性相比其他暴力性財產犯罪較小。搶劫罪、敲詐勒索罪等社會危害性要更大，所以入罪門檻低。

但是在實踐中，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情形多是以行為人非法謀取的財物數額判斷，也就是說，以行為人牟取的非法利益是否達“數額較大”作為構成強迫交易罪的標準。這時可能出現社會危害性相當的情況下，強迫交易罪入罪門檻比搶劫罪高的問題。

例一：在某旅游景點，某甲以拳頭拷打方式迫使前來詢價后又準備離開的某乙當場以1000元價格向其購買價值550元的照相機一只，從而通過強迫交易牟取非法利益450元。

例二：同樣在某旅游景點，某甲采用拳頭拷打方式，當場從某乙處劫取人民幣450元。

顯然，例一中的行為人達不到“情節嚴重”不構罪，但例二中的行為明顯構成搶劫罪。行為人同樣從乙處獲取非法利益450元，又同樣對乙實施了相同程度的暴力行為，差異點就在于例一中介有交易行為，但很難說兩案的社會危害性有多大的差異。

立法者忽視了強迫交易行為有兩種性質嚴重的情形。

情形之一：強迫交易行為人強迫他人以明顯高出市場價的價格購買商品、接受服務，或者強迫他人以明顯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出售商品、提供服務，此時行為人顯然對比正常交易多獲取或少支付的價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情形之二：強迫交易行為人對強迫交易對象“當場”實施“暴力”或進行暴力“威脅”，并“當場”取得交易對價(通過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獲得價款、通過支付價款獲得商品或接受服務)。

當一個強迫交易行為同時具備這兩種情形時，其社會危害性較大，與以相同暴力、脅迫手段搶劫他人相同數額的財物(與強迫交易行為人比正常交易多獲取或少支付的價款相同的數額)的社會危害性相性。此時非法占有的他人財物是否為有償取得僅僅是形式上的區別，幾乎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沒有什么影響。

從由定罪量刑看，強迫交易罪以“情節嚴重”為構罪要件，導致入罪門檻過高，與搶劫罪的規定相比，存在較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