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的適用方式(又稱罰金的運用形態)，從世界各國立法例來看，主要有四種類型：即單科罰金制、選科罰金制、并科罰金制、易科罰金制。其中并科罰金制又進一步分為得并制和必并制兩種類型。得并制是指在分則條文中規定判處自由刑時同時規定還可以并科罰金刑，是否并科由法官根據具體案件確定。

必并制是指在刑法分則條文中明確規定判處自由刑時必須同時科處罰金刑。我國刑法重視并科的規定方式，且我國刑法中罰金的并科制，幾乎都是必并制。

在修改刑法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1979年刑法分則規定的罰金并科制，都未作硬性規定，是否并科由執員酌情決定，這種并科制度，客觀上不利罰金刑的擴大適用，故建議在刑法分則中，對和財產犯罪應明確規定，必須并科罰金，使罰金刑的適用成為不可避免，以充分發揮罰金刑的作用。這一觀點顯然為我國刑事立法所采納。據統計，我國刑法有1個罪名采用的是得并制，并處罰金的數額是無限額的;有114個罪名采用的是必并制，并處罰金的數額有64個罪名是無限額的，有50個罪名采用的是限額罰金制和參照罰金制。

應當承認，并科制罰金刑作為法定刑的規定方式之一，有其自身的優點。但過分倚重必并制罰金刑使人們對罰金刑本質的認識走入了誤區，且和國際上的通常做法相背離。在刑法中規定并科罰金刑的國家也不少，但像我國這樣將并科罰金作為罰金刑的主要方式的做法并不普遍，而在并科制罰金刑立法中幾乎都是必并制的更屬罕見，必并制罰金刑的大量適用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存在的許多缺點。

綜觀我國的刑法典，稍加分析便可發現，我國刑法關于必并制罰金刑的規定，至少存在如下幾個問題：

1、必并制罰金刑的立法配置不當。我國現行刑法對搶劫、盜竊、搶奪、詐騙等財產規定了必并制罰金刑，而對貪污、賄賂犯罪的犯罪行為人沒有規定罰金。在我國現行刑法分則第八章貪污賄賂犯罪的規定中，除對單位受賄、行賄規定了并處罰金外，在許多條款中，只規定了，而沒有規定并處罰金，雖然沒收財產的刑罰強度高于罰金，但除犯罪行為有特別嚴重的情節，犯罪分子被判處和的才并處沒收財產外，對其他情況都是可以并處沒收財產。這實際上給司法實踐留下一個缺口，有可能使許多貪污賄賂犯罪分子逃避經濟上的懲罰。并且個人貪污或受賄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0000元的，既沒有規定處以罰金也沒有規定處以沒收財產，這不能不說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貪污賄賂犯罪具有和財產犯罪的雙重屬性，其社會危害性及對的侵害與盜竊、詐騙、搶奪等犯罪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對這種貪利性犯罪只有從經濟上給予嚴厲懲罰，如并科罰金刑，才能有效地遏制貪污和賄賂犯罪。

2、必并制罰金刑立法容易導致判決虛置。必并制罰金刑立法常使司法活動面臨兩難選擇：要么不并處;要么無金可罰。前者屬法官違法，后者則直接導致困難，甚至執行不了，導致判決虛置，影響法律的尊嚴。林山田教授認為：依據犯罪學的研究得知，犯罪人口經濟狀況較一般普通人口的平均水準為低，故罰金刑常有難執行或未能執行之情事發生。因此，對于這兩種情況應事先謀求救濟的方法，以求得罰金刑得以圓滿地執行。在我國司法實務中，必并制罰金刑立法導致判決虛置的情況在對貧困犯的判決中表現得甚為明顯。目前在我國發生的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等貪利性犯罪中，犯罪行為人不少是無業游民，他們兩手空空，根本無可執行的財產，而對他們判處的罰金額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53條的規定又不得減少或免除，這就有可能使人民法院的罰金判決部分成為一紙空文。

3、必并制罰金刑立法有悖于刑罰止于一身的原則。刑罰止于一身原則亦稱罪責自負原則，其含義是：一人犯罪一人當，誰犯了罪，就由誰承擔刑事責任;只處罰有罪的人，不連累那些與犯罪分子僅有家庭、親戚、朋友、鄰居等關系而并沒有犯罪的人。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由犯罪人親朋用其財產為犯罪人繳納罰金的現象仍普遍存在，特別是在未成年人實施的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等財產性犯罪案件中一定的比例，而未滿18周歲的人一般無固定收入，對人適用必并制罰金刑必定會牽連其無辜的父母或其他。日本有刑法學者認為：罰金可能是受刑者以外的人代為支付，因而刑罰將會失去對犯罪者處分的意義。并且以剝奪一錢為內容的罰金刑，從其性質來說，哪里也沒有保證受刑者以外的人不支付。因為他人可能代受刑者支付，例如父母代孩子支付罰金。這樣做有悖于刑罰止于一身的原則。

4、必并制罰金刑立法與民事賠償優先原則相抵觸。我國現行《刑法》第36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刑法的這一關于刑事活動中民事賠償優先原則的規定，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先刑后民的不成文作法，并且將保護受害人的司法思想作了實體上的加深，使民事賠償的司法手段能夠更好地得到體現。根據這一規定，在刑事責任(這里指罰金)與(賠償經濟損失)競合且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情況下，實行民事賠償優先的原則，顯然有利于保護被害人利益。對于那些被判處賠償受害者損失的執行都很困難的犯罪人適用必并制罰金刑，不僅造成進一步執行罰金的不現實，也不利于被害人財產權利的法律救濟。毋庸諱言，我們的許多執法人員已經習慣于傳統的執法觀念，對民事賠償制度考慮的比較少，主要的工作思路是如何用刑法對行為人加以懲罰。目前迫切要求我們的執法者及時調整自己的執法觀念，把民事賠償原則的應用提高到一定的執法高度，而必并制罰金刑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刑事活動中民事賠償優先原則的貫徹實施。

5、必并制罰金刑立法可能罰不當罪。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要求主刑與罰金刑的總和刑罰與犯罪相當，在總和刑罰幅度內主刑輕重與罰金刑輕重應為此長彼消的關系。罪責刑相適應是通過兩個環節實現的，其一是立法上罪責刑相當其二是司法上罰當其罪，這兩個環節是不可分的，只有立法上罪責刑相當，才會保證司法上罰當其罪，也只有做到司法上罰當其罪才能實現立法上罪責刑相當。根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并處罰金時，就應該是自由刑與罰金的總量與責任程度相適應。有學者認為并科罰金，自由刑的量就應比單處自由刑時少。換言之，就是應該設定不附加罰金刑時自由刑的總量，然后將其中一部分換算成罰金刑。若在科處與責任程度相適應的自由刑之后再并科罰金，那就有導致重刑化之虞。并科罰金，特別是對利欲型犯罪普遍適用必并制罰金刑，其理由之一是不讓犯罪分子通過犯罪得到經濟利益。換言之，并科制罰金是以犯罪取得的非法經濟利益為目標，這就會導致罰金刑的異化傾向。以罰金刑的名義剝奪違法所得，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通觀犯罪的狀況，可以預測行為人可能有若干違法所得，但又不能證明遂科以罰金。由此可見，如果把這種情況作為適用罰金刑的根據之一，那么罰金是否公平就不無疑問。再者，刑事司法上罰當其罪的最終實現有賴于宣告刑中主刑和罰金刑的實際執行(出現法定事由的除外)，而罰金刑的執行主要取決于犯罪人有無支付能力，在犯罪人無經濟能力僅能對其執行主刑的情況下，顯然導致罰不當罪。

6、必并制罰金刑立法使罰金刑預防犯罪的作用大打折扣。一般認為，罰金刑對于那些貪利性的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具有較大的個別預防的作用。因為這種犯罪，往往以牟利為目的，對這樣的犯罪人剝奪一定的財產，使其偷雞不成反蝕把米，這本身就具有教育意義。同時，罰金刑也具有一般預防的作用，那些想要實施貪利性犯罪的人想要通過犯罪手段攫取不義之財，最后卻賠了夫人又折兵，因而得不償失，潛在的犯罪者會因此受到罰金刑的威懾而懸崖勒馬。由于必并制罰金刑適用上的剛性和適用面的廣泛性，司法實務中存在大量的罰金刑沒有執行或由他人代為支付執行的情況，同時由于罰金刑不像自由刑那樣直接指向行為者的身體，而是指向存在于人身之外的財產，這就難以保證刑罰的效果集中于受刑者本人。

7、必并制罰金刑立法與我國對未成年犯罪人重視教育挽救的刑事政策相背離?？紤]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既有容易被影響、被引誘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因此從我國適用刑罰的根本目的出發并針對未成年違法犯罪人的特點，我國刑法在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處理上，采取從寬處理的原則，重視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挽救，對未成年犯罪人適用罰金刑顯然與這一刑事政策相背離。日本學者西山富夫說：罰金刑是給受刑人以失去財產為痛苦，以此達到鎮壓犯罪、預防犯罪之目的的刑罰。因此罰金刑不像自由刑那樣具有積極的教化改善功能，而只有消極的鎮壓作用。尤其是罰金刑對未成年犯罪人沒有什么影響，有時連懲罰和教育功能兩方面都不能達到。

由于必并制罰金刑具有適用的強制性，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罰金的適用率，因此必并制罰金刑倍受我國立法者青睞。一般認為，擴大罰金刑的適用范圍的主要理由，是罰金刑具有剝奪利欲型犯罪的再犯能力，抑制其犯罪動機等，即強調罰金刑特殊預防功能的特殊意義。罰金刑確實具有這些功能?？墒牵粼趶娬{這些功能的同時輕視其負面效應，對罰金刑的認識就有片面之虞。實踐證明，把罰金刑具有特殊預防功能作為并科罰金刑大量適用的理由并不充分。若要重視罰金刑，擴大罰金刑的適用，其作為刑罰的一般性功能，即因罰金刑的適用而產生的剝奪、威嚇、改善、補償等功能應更受重視。因為這些功能是罰金能夠成為刑罰方法的標志，重視這些功能，才能增加罰金刑作為刑罰的觀念，只有把罰金刑作為本質上與自由刑等其他刑罰方法具有一致性的刑罰，才有普遍、大量適用的可能。正是由于我們對罰金刑的特殊性功能重視有余而對其一般性功能的認識不足，導致了在罰金刑適用范圍、通用方式上的片面性。這一觀點不無道理。

如何建立切實可行的，同時兼容公正與效益的罰金刑運行機制，是各國司法實務界與法學界長期以來所關注的問題之一。要想使罰金刑走出困境，揚長避短，就必須破除一些傳統陳舊觀念的禁錮，來尋找解決罰金刑問題的對策。

鑒于我國現行刑法關于必并制罰金刑立法的缺陷和其潛在的若干弊端，筆者認為，與必并制罰金刑相比較，得并制罰金刑適用方式使罰金可以附加適用，同時又較為靈活，賦予了司法人員相當的刑罰裁量權，可以適用于多種案件的具體情況，刑事立法中宜增加得并制罰金刑的規定而相應地減少必并制罰金刑的適用，并規定對未成年犯罪人不得適用罰金刑。

為了使罰金刑的正面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抑制其負面效應，在適用對象，對財產犯罪及一些利欲型犯罪規定罰金刑應當慎重。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依刑罰剝奪的利益與犯罪行為侵害的利益在形態上相同或相似，有利于刑罰的剝奪功能在實現刑罰目的中的意義，但這不是絕對的。

更重要的是，應該追求犯罪的侵害與刑罰的剝奪之間在價值方面的相互接近，這在一般情況下比形態上的相似更為重要。因此，對財產犯等犯罪的處罰，未必非規定并科制罰金刑不可。只為預防目的而適用罰金刑，有可能使罰金刑成為過剩刑罰之虞。

因此，即使規定并科罰金制，也應該以可以并科為原則，盡量避免應當并科的規定。筆者不贊成我國刑法中罰金刑立法廣采必并制的做法。必并制罰金刑表明不論其他主刑輕重都要判處罰金，甚至對貧困犯和未成年犯罪人都要判處罰金。必并制罰金刑的適用，應當是發揮罰金刑和其他刑罰并科時的懲罰威懾作用。

既要剝奪人身自由又要剝奪財產權利，使其遭受雙重懲罰雙重否定。立法上設定必并制罰金刑應當考慮犯罪具有罰金刑的可罰性，罰金刑是這類犯罪不可缺的刑罰方法。同時也應考慮案件事實上有沒有罰金刑適罰的情節，犯罪人的自身情況有沒有罰金刑的適罰情節。

只有這樣的條件才應選擇必并處，比如說涉稅犯罪，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重大的，重大的走私犯罪等。除此之外，更應該選擇得并制罰金刑。必并制罰金刑的規定減少后，必并制罰金刑體現的罰金刑適用的強制性的有利一面，可通過完善罰金刑的隨時追繳制和建立罰金的易科制及其它救濟措施來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