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產品與實體項目，如何確定投資?

企業投資理財需要在以金融為主體的虛擬經濟和以產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間進行選擇。虛擬經濟是源于實體經濟的衍生物，其發展規模與程度取決于實體經濟的規模與程度，股票、債券等都是實體企業根據經營、籌資、投資等需要而發行的。虛擬經濟態勢依據于實體經濟質量，實體經濟態勢好，則虛擬經濟茁壯成長;反之，虛擬經濟必然萎縮。但虛擬經濟又能動地反作用于實體經濟，它的雙刃劍效應可以通過泡沫化對實體經濟造成消極影響。

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關鍵是要掌握好投資于虛擬經濟的“度”。如果投資收益過分依賴于非實物產品或服務項目，則可能引起虛火上升，肌體受損。企業務必要扎扎實實做好自己的主業，從戰略到戰術都不能放松。要根據情況，揚長避短，逐步明確自身的投資思路，而不是隨風搖擺。多數企業尋找自己有所倚仗的產品或產業作為其投資的根本方向，而階段性地參與到與自身產業相關的金融類投資，這不失為一種可資借鑒的思路。不過，對于實力雄厚的大型實業集團而言，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互相滲透也是一種挑戰與機會。總體而言，以實為本，虛實并舉，乃是上策。

二、有效市場與無效市場，如何去偽存真?

公司會計信息對資本市場有效性的貢獻程度與會計信息的數量和質量有關。從數量上看，會計信息應是充分的。當存在內幕信息時，價格不能反映未予公開的信息，因而會削弱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從質量上看，會計信息應是有用的，即是相關的、可靠的和可以為閱讀者所理解的。關于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問題，也存在差異性結論。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會計信息的積極作用還遠未發揮出來，相關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所披露的會計信息。同時，會計信息的質量堪憂，虛假信息充斥市場，金融產品的定價嚴重偏離其真實價值，資本市場的有效性程度較低。因此，政府、學界都在研究多種措施以改進管制、完善市場。

對于企業投資理財來講，與資本市場有效性強弱形成關聯的是對一個理財項目的投資是基于“投資需要”還是“投機需求”。投資的特征在于復利，一變二，二變四。實業可以擴大再生產，房子可出租產生現金流，把錢放到這些地方至少在概念上屬于投資。相對而言，短期買賣股票雖然涉及實業但不以參與現金流分成和復利增長為目的，明顯地屬于投機套利行為。企業投資中，對公司股票、企業股權的賣點多半是在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而“基本面”不足以支撐股價相對高位的“臨界拐點”判斷下進行的，可見，投資與投機很難涇渭分明，“價值投資”和“投機活動”之間有時也會相互轉化。那些以投機為手段的人們，不管是基于政策、題材、消息、內幕，還是基于業績、經濟循環或圖表反映的某種波動模式，常常都是抱著該股可能存在某些良好預期而買入的。企業進行證券市場投資，不應僅僅局限于短期技術層面的分析，還應對被投資企業的基本面進行適度分析，關注其長期價值變化趨勢。在資本市場有效性尚待強化的環境下，企業財會人士需要多管齊下，強調價值投資理念、對基本面的分析和大勢研判，盡可能對信息去偽存真，追求穩健與安全。

三、投資風險與投資報酬，如何舍得有度?

報酬與風險總是形影不離的一對伴侶。不論是金融界的投資理財，還是實業界的投資理財，當其他條件相同時，人們總是傾向于高報酬和低風險的理想境界。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理性的選擇應是：如果兩個投資機會除了報酬不同外，其他條件(包括風險)都相同，理應選擇報酬較高的，這是自利行為原則所決定的;如果兩個投資機會除了風險不同外，其他條件(包括報酬)都相同，理應選擇風險小的，這是風險反感原則所決定的。在一個開放的市場環境下，即使你最先發現了機會并率先行動，別人也會迅速跟進，競爭會使報酬率降至與風險相當的水平。因此，現實的市場中只有高風險、高報酬和低風險、低報酬的投資機會可供選擇。

由此可見，如果想要得到一個獲得巨大收益的機會，就必須冒可能遭受巨大損失的風險。已經發生的眾多危機案例啟迪了我們：一是投資需求應轉向穩健。如國內企業在把握公司理財產品的資金配置時，可以通過日常現金流增值管理、閑置資金增值管理和主營業務外部風險對沖三種途徑為企業提供精細化的產品和綜合化的金融解決方案;二是股票投資策略、債券投資策略、期貨投資策略、套期保值等金融投資渠道也同樣要辨析其風險與報酬的得失關系，科學適度地控制投資領域可能發生的風險;三是在實業投資領域，需要全面權衡利弊，在低收益、低風險與高收益、高風險的組合之間找到科學、合理的組合模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顧此失彼的尷尬境地。

四、集中投資與分散投資，如何把握均衡?

“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道理誰都懂，但仍有很多人在追趕著“一夜暴富”的投資夢想，集中投資于某個項目或領域。此次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訓相當深刻，“追風趕潮”已經成為許多企業的“流行病”，如在玩具行業已經做得風生水起的合-俊將現金流集中投向了股市與礦山，次貸沖擊讓其一命嗚呼;眾多企業熱衷于房地產投資，當房產泡沫破滅時肯定會有許多參與者“偷雞不成反蝕把米”。投資分散化原則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不僅僅適用于證券投資，公司理財領域的各項決策也都應注意分散化，而不應把公司的全部投資集中于某一項目、產品或行業;也不應把銷售集中于少數客戶或將資源供應集中于某一個供應商。凡是有風險的事項，都要貫徹分散化原則，以降低風險。通過協調好集中與分散的關系贏得持續的、相對較高的報酬，這是一種智慧。不少企業都在實行多元化經營，這本身沒有錯，但問題在于企業是否善于進行多元化經營?是否有能力經營多元產業?作為一個多元化經營的公司，關鍵是在各領域都要做得比別人強。進入要早、起步于小，注重在專有品牌方面下功夫，持續提升，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而要做多元化投資，企業也需具備多元化的結構和多元化的企業文化。

五、生存安全與發展步伐，如何一箭雙雕?

生存安全需要“四”看：一看經營安全，二看財務安全，三看生產安全，四看資源安全。企業的科學發展觀涉及方向、規模、速度、結構、方式、總體戰略等問題。在方向上，應追求盈-利、服務、社會責任、員工福利之間的平衡;在規模上，要把握規模效應與經濟效益的平衡;在速度上，要把握增長速度與自身發展潛力和機遇、行業競爭態勢、宏觀經濟增長以及風險控制之間的平衡;在結構上，要把握已有優勢與未來優勢、傳統技術與新生技術、低端中端與高端產品、粗放經濟與集約經濟、經濟與社會等的平衡;在增長方式上，要把握要素投入外延式與要素效率內涵式的平衡;在戰略上，要把握自身優劣與外部環境、機會與威脅的平衡。

對于企業而言，生存安全與發展步伐在整體上顯現出彼此一致的關系，但二者的偏向點仍有所區別，企業需要處理好二者間的關系，在基本保證健康運行的同時，還需站在全局、長遠、變化的角度，實現基本要素的優化組合，使企業有做大、做強、做久的基礎條件和保障。

六、資本籌措與資本運營，如何統籌共進?

資金是企業的“血液”，從籌資到投資的周轉運動和反復循環，維持著企業的新陳代謝和生命運動。籌資的兩個核心問題是籌資個別成本和資本結構，不同籌資方式的成本和風險不同，企業可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靈活選擇;最優資本結構意味著選擇風險最小、成本最低而企業價值最大的籌資結構。不論實體經營還是資本運營，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對于投資的可行性評價，一般首先應通過非貼現和貼現現金流量法進行財務評估，然后再綜合運用科學決策方法輔助決策。

現金流是企業一切經濟活動的落腳點，經營、籌資和投資能否順利運轉取決于這些活動的現金流能否流轉順暢，即使是某個微小環節的現金流轉不暢，都可能會導致整個企業現金流短缺甚至斷流，嚴重者甚至會導致企業倒閉。在玩具領域做大之后，合-俊集團計劃進入礦業領域，而其時合-俊股價正處于低迷狀態，再加上外部環境的驟然變化，合-俊未能收回成本，其現金流無法保證投資的需要。可以說，合-俊的倒閉是跨行業資本運作令其陷入資金鏈崩潰所致。這給那些擴張過快、轉產過猛的企業上了生動的一課。當然，這并不是否決產業轉型，而是說明在整體上企業籌資、投資與經營三者應協同作戰，在規模、結構、時間、性質等方面需要統籌兼顧、漸進式調整，而不能顧此失彼、超載嚴重。

七、短期利益和長期發展，如何拿捏得當?

通常，企業的長期業務和短期風險之間要有一個合理的比例，長期業務的比例應保持在70%以上，可拿出30%的資金進行風險性嘗試。企業要弄清自己的家底、負債能力、人才狀況等，如果對這些沒有清晰的了解，又想不斷地加快發展速度，就很可能會撞車。縱觀許多企業的興衰成敗，80%的問題是由于發展太快所致。在進和退之間，進比較容易，退比較困難，有“舍”才有“得”，要“得”還得“舍”。短期利益注重當前收益，而長期利益注重發展能力。有些企業經常會滋生短期化行為訴求，表現為更關注短期業績，甚至為創造短期業績不惜違規操作。股東報酬、績效考核等理念與行為的短期化對企業投資理財行為有很大影響，會誘使其追求短期回報。由此可見，要改變企業投資理財行為的短期化，股東自身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同時也要為經營者創造一個更佳的環境。

八、做大規模和做強實力，如何動態均衡?

任何一個企業，都要在“跑馬圈地”的同時注重“精耕細作”。有的企業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只要規模做得足夠大，即使出現問題，政府也會出面救助。其實不然，從做企業的第一天開始，企業家就要對自己的每一個決策負責，每一個決策也都會表現在經營結果上。

過分強調先做大后做強，或先做強后做大都是不合適的。做大和做強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統一于企業發展全過程之中。一方面，做大能為做強提供物質基礎和條件，一些社會資源也會向大企業傾斜，同時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也會相對增強。在短期內，當做大的機遇到來時，企業應抓住機遇擴張規模。另一方面，從中長期來看，只有競爭力強的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才能做大，否則，在做大的過程中會被累跨。競爭力強的公司往往盈-利能力也較強，而單純依靠規模膨脹的企業盈-利能力未必就強。雖然企業短期內可以承受有較大的銷售收入而沒有銷售利潤，但長期下去企業肯定無法生存，把規模擴張轉化為經營效益方為長久之計。在我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更應強調穩健經營。

九、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如何把握沉浮?

與歷史成本不同，公允價值動態地反映市場定價的變動，并透過會計將這種價格變動及時轉化為會計報表的損益。然而，美國有人認為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發生器與助推器的作用，在市場大幅下跌和定價功能缺失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計量導致金融機構按市價大幅減計資產，使得虧損增加，資本充足率下降，從而引起市場加大資產拋售力度，進而形成“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也就是說，公允價值具有市場客觀性和主觀判斷性雙重屬性，滋生出“順周期效應”，市場越好，金融資產價值就越被高估;市場越差，金融資產價值就越被低估。在巨大的政治和企業壓力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針對非活躍與非理性市場情況，在并未暫停公允價值使用的前提下，提出了修正與補充意見，具體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允許企業在沒有市場數據作參考時，運用內部模型或假定條件來估算公允價值;二是企業在確定金融資產是否出現非暫時性減值時，需要運用合理的判斷;三是在市場不活躍或交易沒有秩序時，經紀商的報價及定價服務不能反映市場交易價格，因此交易價格在衡量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時可以作為一種考慮因素，但并不具有決定性，應降低對其的依賴程度。

當然，對于剛剛引入公允價值的中國會計而言，這也可以說是一個“燙手的山芋”。盡管監管部門當初就已經提出了相對嚴格的應用環境，但要穩妥前行，依然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措施，需要盡快出臺更具操作性的細則，從技術層面、管理層面雙管齊下，還要大力培育資產評估市場，構建公允價值計量管理機制，以網絡信息技術為支撐，建立公允價值審計制度，提升會計人員職業判斷素養。如果背離了這些前提，那么，公允價值會計就會成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操縱會計收益的有效工具。當然，推倒“公允價值”回歸“歷史成本”也是一種退步，如何對公允價值的應用環境與條件進行科學優化與強制監管，才是我們面臨的現實任務。

十、應計基礎與現計基礎，如何應對適度?

危機當中，眾多利潤很高的中國企業也倒下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利潤是根據權責發生制核算出來的，如企業賒銷也會形成利潤，但這種利潤并沒有到手，沒有轉化為現金，在可能演化為壞賬的情況下甚至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賬面債權而已。一旦發生壞賬或者信用期過長，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無論是進貨還是支付工資，無論是支付股利還是稅收，無論是再投資還是還貸，最后都會由于沒有現金而導致無法兌現。必須承認，不論是廣東的合-俊玩具，還是浙江的中國印染，大量企業破產都是因為資金鏈條斷裂造成的。這再一次讓我們認識了“現金為王”的經典理念。

在權責發生制下，企業在報告期尚未全部收付實現的經濟業務事項都可以被按部就班地列入會計報表。這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誤導。不僅如此，現實中還存在企業濫用權責發生制的現象，對報告期業績的人為操縱與過度包裝，使得會計信息失真。凡此種種，都導致了企業在會計期末的會計利潤與現金流量的不匹配，虧損企業可能存在巨額現金，而盈-利企業則可能現金嚴重短缺。

在某種意義上，會計價值觀是利益相關方進行博弈的一種籌碼，而科學的會計價值觀就是尋找形成博弈均衡的態勢。“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廢棄權責發生制，重拾收付實現制，并不是一種進步，對權責發生制采取配套性措施，才是當下解決問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