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賄和受賄是一樣罪嗎?

行賄和受賄不是一樣的罪名，它們是一種對合犯罪，也就是行賄和受賄互為條件，從它們行為角度看，有行賄才有受賄存在，有受賄必有行賄存在。但從構成犯罪的角度上看，二者的對合關系并不是絕對化的，構成行賄罪不一定就構成相應的受賄罪：構成受賄罪也不一定就構成相應的行賄罪，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1、有關法律規(guī)定給付財物方不是行賄，而收受財物方卻是受賄。如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款規(guī)定：“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就是這種情況。

2、一方行賄數(shù)額小達不到立案定罪條件，而收受方因收受多起多人賄賂數(shù)較大而構成受賄罪。

3、一方犯有行賄罪而另一方卻未受賄。

在行賄與受賄這一雙方關系中，我們要看到行賄一方多數(shù)是處主動的—面，而受賄一方多數(shù)處于被動的一面，(索賄要除外)。在行賄人看來，由行賄付出的代價及財物，就向經商活動中的投資一樣(過去在辦案中發(fā)現(xiàn)有關單位將行賄的費用直接打入成本)，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好處，行賄所出的代價及財物與通過行賄得到的好處相比，前者要小得：多。行賄人為了得到高額的回報及好處，他們必然要不借一切本錢去行賄。可想可見，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存在一種誘發(fā)關系，在這種誘發(fā)關系的相互促進下，受賄之心一旦誘發(fā);出來就會爆發(fā)出更大受賄欲望和想法，反過來以增長了行賄人膽量。

目前在賄賂案件的偵查中，追究受賄多，為了取得受賄的證據(jù)，不時不得不對—些行賄人放棄追查，將辦案的重點放在查處受賄上，這種現(xiàn)象如果普遍發(fā)展下去就會造成行賄有人非犯罪化的傾向。只要如實作證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行賄人和我們執(zhí)法人都持有這種態(tài)度和認識，就很限難從根源上消除賄賂犯罪了。由此可見，我們在制定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中：要從治本的原則出發(fā)，必須對行賄人予以嚴厲的打擊和懲罰，以期從根本上遏制賄賂犯罪的蔓延。

二、行賄行為的認定

行賄行為是認定行賄罪的客觀依據(jù)。在我們現(xiàn)實中，行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是直接給予的，也有的是轉其他人手給予的：有的是在辦事中給予的，也有的是在辦事前給予的，還有的是辦完事給予的;有的是明給，也有的是暗給：有的是積極主動的給，也有的是對方索要才給。我國刑法設專條對行賄罪的客觀方面進行了描述。根據(jù)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的規(guī)定，行賄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如下兩種行為之一。

1、行賄人給子國家工作人員財物

行賄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是行賄行為的基本形式。 財物包括兩種：一是金錢、二是實物。其中實物包括的范圍比較多和寬，實物包括動產和不動產的，從人們平時的吃、穿、住、用的各種物品到文化、藝寸之品無所不有。

除金錢和實物之外，—些有價的消費，如旅游、宴請、異性松骨、等等，能否認定為賄賂，目前我法律還尚無定論。從多年的法律實踐中的做法看。由行賄人出資的旅游費用，可以記入行賄人的數(shù)額中。但對行賄人的宴請費用，一股都是由于多人共同消費的，因此劉此費用認定為某一人受賄似有點不妥。至于異性松骨，國外有一些國家有性賄賂的規(guī)定，我國刑法沒有性賄賂犯罪的規(guī)定，我國現(xiàn)有一些學者在呼吁立法中增加性賄賂的內容，以解決性賄賂的問題，本人認為，從司法實踐的需要出發(fā)，從多年的司法實踐上看，對性賄賂有必要將其犯罪化：因為近幾年在個別一些地區(qū)和一些個別人，采用性賄賂比財物賄賂更為有效，但其危害性也遠遠大于一咱般財物賄賂，而社會影響特別壞。

2、在經濟來往中給子國家工作人的回扣和手繼費

在經濟來往中給予回扣和手繼費屬于在經濟來往中的行賄行為，該賄賂行為由以下幾個方面的條件構成：

第一是違反閨家規(guī)定，對于違反國家規(guī)定我們又如何理解，根據(jù)我國刑法第九十六條的規(guī)定，“違反國家規(guī)定”是指違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guī)和行政措施、發(fā)布的決定的命令。從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國家規(guī)定的理解較為寬，有的司法機關和司法工作人員將一般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yè)單位的規(guī)定，都認為國家規(guī)定。這種認為與“國家規(guī)定”的立法原意不相符。

在當代社會行為和社會，它往往是在一起，也就是說明存在著行賄那么就會有受賄行為，但是兩者在進行定罪量刑的時候，是按照刑法當中的不同的罪名來進行規(guī)定的，我國規(guī)定的有行賄罪和受賄罪，兩者客觀的表現(xiàn)行為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行賄罪最新司法解釋

行賄金額達到多少才構成行賄罪

被索賄是否構成單位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如何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