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罪屬于行為犯而非結果犯。行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為的完成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結果犯是指不僅要實施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而且必須發生法定的犯罪結果才構成既遂的犯罪。二者區分的關鍵在于構成要件要素中是否包含結果，構成要件中只規定了行為內容的犯罪就是行為犯，規定了結果內容的犯罪就是結果犯。對照這一標準，刑法對于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罪狀僅表述為“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并沒有要求出現摘取、出賣他人器官的犯罪結果時才構成犯罪，這一結論也可以從與本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對比中得出。在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中均要求行為人實施了摘取器官或者強迫、欺騙捐獻器官的行為，而這種行為的實施必然會導致被組織者器官的喪失，進而造成其重傷、死亡等結果，應認定為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等其他犯罪行為，因此顯然屬于結果犯，與第一款的規定存在明顯的不同。

同時，將本罪認定為行為犯也更加符合立法本意和行為犯創設的目的。因為目前我國人體器官非法交易行為猖獗，而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是人體器官交易的中心環節，正是這種組織行為的存在才使后續的非法交易成為可能，進而推動整個非法交易“產業鏈”的形成，因此將這種組織行為單獨納入刑法評價范疇符合行為犯創設的本意，而且通過對組織出賣行為的處罰，也可以切斷人體器官的非法來源，進而達到禁止人體器官非法買賣的立法目的。

其次，本罪的實行行為是“組織”而非“出賣”。犯罪既遂與未遂的區分標準就在于是否齊備了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全部犯罪構成要件，對于本罪關鍵就是要確定行為人是否實施了實行行為。因為本罪屬于行為犯，實行行為一旦實行終了則構成犯罪既遂，相反則屬于犯罪未遂，因此判斷既遂未遂首先就要確定本罪的實行行為是“組織”還是“出賣”。根據刑法理論，實行行為是指刑法分則中具體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其實質是具有侵害法益緊迫性的行為，即必須是對法益的危險性達到了緊迫程度，而非一般程度上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在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中，雖然法條表述中呈現出“組織”和“出賣”兩個行為，但“出賣”實際上是對組織行為目的的描述，本罪強調的是對組織行為的處罰，因為在被組織者完全自愿的情形下，這種組織行為一旦實行終了，就已經對被組織者的身體健康和社會倫理秩序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如果行為繼續向前發展，那么人體器官買賣行為就會順利實現，此時組織行為對被組織者身體健康所造成的危險既具有緊迫性又具有現實性，完全符合實行行為的法律特征，同時這也與本罪為行為犯的屬性相一致，因此本罪的實行行為應認定為“組織”而非“出賣”。

最后，本罪中的“組織”行為不包括為“組織”而實施的預備行為。有觀點認為，本罪中的“組織”是指行為人實施領導、策劃、控制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但筆者認為，并非上述所有情形均屬于本罪中的組織行為，必須將作為實行行為的“組織”與為“組織”而實施的犯罪預備行為相區分，而標準就是“供體”是否確定并同意出賣自己的器官。如果“供體”根本不存在或者尚未確定，行為人僅僅是為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而準備了必要的場所、資金、安排了必要的人員、通過各種渠道發布招募“供體”信息、預先尋找“受體”等，由于這些行為只是為組織行為的順利實施創造了便利條件，雖然也具有一定組織行為的外形，但尚未對“供體”的身體健康造成威脅或者威脅的程度還不足以用刑罰來規制，因此均應認定為“組織”的預備行為。而在“供體”已經確定但尚未與組織者達成自愿出賣自己器官的協議時，因為組織行為尚未實行終了，因此應認定為犯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