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預防刑訊逼供

(一)?從觀念層面矯正刑訊逼供產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訊逼供產生的歷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到，刑訊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權的產物，是與封建糾問式訴訟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種副產品。刑訊逼供是違反現代刑事訴訟所奉行的無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從法律上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無罪的，公安司法機關完全無權對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

其次要想減少、杜絕刑事訴訟中的刑訊逼供現象，就必須清除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義觀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體系的程序組成要素，自身的價值判斷標準，獨立的程序權利義務和程序法律后果。即程序特別是現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價值外，它自身還有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實體，具有獨立的作為目的的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內在優秀品質。也就是應該樹立起程序和實體并重的法律價值體系，沒有程序就不能談實體的正義。

再次要消除長期左傾思想的殘余。法律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不僅要打擊犯罪，同時要保障人權。要讓公安司法人員認識到，絕大多數犯罪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刑事訴訟法更是保障公民權利(當然應包括犯罪人)的規則。因此，一切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依法進行，采取刑訊的方法逼取口供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二)進行相關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于保障人權、與國際刑事訴訟法發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同時我國《刑事訴訟法》應廢除“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由于我國偵查技術還是比較落后的，確立沉默權將給犯罪調查帶來難以承受到的沖擊，但這不能成為我們否定沉默權的理由，只要我們加大對刑事訴訟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偵查的技術含量，我們就可將沉默權可能給刑事偵查帶來的沖擊降到最低限度，并且這也是我們邁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確立無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此項規定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說是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因為我國官方一直未明確承認無罪推定原則，因而在未經法院生效判決確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無罪的理念在廣大公安司法人員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確立，這就為現實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開了方便之門，從而也為刑訊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隱患。因此我們必須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無罪推定的原則，以次來教育司法工作人員，并在實踐中確實貫徹這一原則。

再次，在法律上應該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文已介紹過，我國最高司法機關的一文件雖然已確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證據，但它還沒有作為刑事訴訟法中一項原則得以采用。并且，它也是僅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而對于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的實物證據，我國并沒有排除它的證據效力，在實踐中它也一直被作為證據來使用的。在美國，有一種“毒樹之果”理論――對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一律予以排除。這可以給我們提供借鑒。我國不應再為了追求案件的實體真實而回避這一問題，而應該從法律上完善我國的證據排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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