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1日,溫嶺婦女陳XX到我局報案稱:2002年7月,一自稱史*洪的男子向其借款3.5萬元,并出具借條,并簽上“史*洪”的名字。之后,陳XX多次向史-催還,史-總以各種理由不還,史*洪就失蹤不見了。陳XX經多方了解,才得知“史*洪”真名叫“史*鋼”,慈溪人,借條上的簽名“史*洪”是假的,遂到我局控告史*鋼詐騙其錢財。我大隊認為受理此案進行初查是沒問題的,但在案件定性上產生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此案應以合同詐騙案受理查處;
第二種意見認為此案應以普通詐騙案(即刑法第266條規定的詐騙罪)受理查處;
第一種觀點認為,“借條”可視為一種合同,史*鋼假冒“史*洪”名義出具借條,向他人“借”款3.5萬元。收款后,史就逃匿不見,符合刑法224條合同詐騙罪有關“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及“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表述。在《合同法》中,對借款合同也有專門規定。
第二種觀點認為,此案雖然從表面看符合合同詐騙的某些特征。但進一步分析后會發現《刑法》之所以要規定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前者侵犯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公私財物所有權雙重客體,而后者侵犯的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國家之所以要確定合同詐騙罪,立法本意是要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并將其歸類到擾亂市場秩序罪,而將詐騙罪歸類到侵犯財產罪中。從本案看,僅僅是單純的個人借款行為,不涉及市場經濟行為,僅侵犯了個人的財產權,我們采納了第二種意見,以普通詐騙罪受理查處。
有人或許會提出,合同詐騙和普通詐騙都是詐騙,立案標準,量刑幅度都差不多,受理查辦就行了,為什么要區分得這么準確呢?這是因為:一、從嚴格執法要求上,要做到定性準確;二、在公安機關案件管轄規定上,把普通詐騙歸刑偵部門管轄,而合同詐騙歸經偵部門管轄。定性不清,容易產生互相推諉現象,所以說,明確案件性質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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