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唆幫助自殺是否成罪（從共犯的處罰根據(jù)分析）

自殺者教唆他人殺死自己的(未遂的情形)，從共犯的處罰根據(jù)來看，根據(jù)責任共犯論，由于自殺者的教唆行為致使他人陷入罪責與刑罰，當然要作為教唆犯進行處罰。就違法共犯論而言，由于是因自殺者致使他人實施了違法行為，根據(jù)違法的連帶性，會得出對自殺者也要作為教唆犯進行處罰的結論。因-果共犯論內部的三種學說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在純粹惹起說看來，違法與否只能進行獨立的判斷，即根據(jù)違法的相對性，肯定“沒有共犯的正犯”，往往會得出自殺者不被作為教唆犯進行處罰的結論。但在主張絕對的違法的連帶性的修正惹起說看來，既然是他人的行為違法，則作為教唆犯的自殺者也應該被處罰，因為修正惹起說完全否認“沒有共犯的正犯”。

教唆、幫助他人自殺的，由于自殺者作為正犯，其自殺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在責任共犯論看來，由于正犯者的自殺行為連殺人罪的構成要件都不符合，更不用談違法性和責任。因此，教唆、幫助者的行為不可罰。違法共犯論也強調正犯的行為至少違法，因此也會得出教唆、幫助犯不可罰的結論。就因-果共犯論中的純粹惹起說而言，由于強調違法的獨立性，肯定“沒有正犯的共犯”，可能得出處罰教唆、幫助犯的結論。但主張絕對的違法的連帶性的修正惹起說，由于其否定“沒有正犯的共犯”，所以會否認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違法性。至于混合惹起說，盡管承認“沒有共犯的正犯”，但卻否認“沒有正犯的共犯”，因此也會得出不處罰教唆、幫助犯的結論。筆者認為，在教唆、幫助他人自殺的情形下，除非有教唆、幫助自殺的明文規(guī)定，否則，教唆、幫助自殺行為不可罰。

二、教唆、幫助自殺構成間接正犯的情形

我們理論上的主流觀點認為，教唆自殺和幫助自殺行為具有可罰性，實行犯或者正犯的行為都不構成犯罪，卻單獨肯定教唆、幫助行為的可罰性，這顯然是有問題的。由此看來，如果我們要在一定范圍內肯定教唆和幫助自殺行為的可罰性，就必須另辟蹊徑。如張明楷教授就認為，“如果認為刑法分則條文規(guī)定的只是實行行為，那么，只有當教唆、幫助(與共同犯罪的教唆、幫助不是等同概念)自殺的行為，具有間接正犯性質時，才能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日本刑法第202條規(guī)定，教唆或者幫助他人自殺，或者受他人囑托或者得到他人的承諾而殺之的，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懲役或者監(jiān)禁。德國刑法典沒有處罰教唆和幫助自殺行為的規(guī)定。日本刑法保留處罰教唆及幫助自殺行為的規(guī)定，顯然是與其居高不下的自殺率分不開的。關于幫助自殺，就是在明文規(guī)定幫助自殺構成犯罪的日本，也有學者提出，“幫助自殺，是在被害人自身的意愿之下，在實施不可罰的自殺過程當中，提供幫助的行為而已，應當說，其當罰性極低。因此，教唆和幫助自殺罪，特別是幫助自殺罪，可以考慮從刑法的處罰范圍之中加以刪除”。我們沒有處罰幫助自殺的規(guī)定，自然不存在幫助自殺除罪化的問題。但還是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是幫助自殺和同意殺人的區(qū)別問題。這在同時規(guī)定了幫助自殺和同意殺人的日本，只涉此罪彼罪的問題，而在原則上應否定幫助自殺可罰性的我國，則是關系到罪與非罪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嚴格區(qū)分。日本有這樣兩個判例，一個是把準備好的毒藥放到自殺者的口中，接著又將裝有水的杯子遞給對方，使其吞服下導致死亡。另一個案例是，將毒藥只是遞到自殺者手上，由自殺者自己吞服死亡。我們是否可以說，前面的屬于“殺人”，后面的屬于“幫助殺人”?這恐怕有問題。因為，即使將毒藥放到了自殺者的口中，是否吞咽也是自殺者自己決定的事情。筆者傾向認為，都屬于“幫助”自殺，如果沒有威逼、欺騙的因素，都不能作為故意殺人罪論處。

二是幫助自殺成立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的情形。為不能理解死亡意義的幼兒和精神障礙者提供毒藥等自殺的手段，構成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這不成問題。問題是，應限制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部分喪失責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的要求，為其提供自殺的毒藥等手段的，是殺人罪的間接正犯，還是無罪?這個問題恐怕只能進行具體判斷。如果他人不明知自殺者是限制民事責任能力人，自然不構成殺人罪的間接正犯。如果有證據(jù)表明，自殺者對死亡的意義有完全的認識理解，筆者也傾向于不作為間接正犯處理。

關于教唆自殺，在我國除非教唆自殺能被評價為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否則，教唆自殺不具有可罰性。筆者認為，可以作為間接正犯進行評價僅限于兩種情形：一是威逼致使自殺者失去意思決定自由的情形;二是欺騙導致法益關系錯誤的情形。下面分別探討。

一是威逼致使自殺者失去意思決定自由的情形。日本曾有這樣的判例：丈夫發(fā)現(xiàn)妻子不忠的事實后，連日對其進行虐待和實施暴行，并強迫妻子寫下承認通奸的事實和愿意自殺的書面材料，嚴重的肉體及精神壓迫，最終導致妻子自殺身亡。這種超常規(guī)的威迫手段，已經(jīng)阻卻、抑制了作為教唆自殺罪構成要件的自殺者的意思決定的自由，因而不再符合教唆自殺罪的構成要件，而應構成殺人罪。采取威脅、逼迫的手段，使他人喪失了意思決定自由的，就不能再認為是教唆自殺，而是借被害人之手達到殺害被害人目的的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

二是使用欺騙手段致使被害人陷入法益關系錯誤的情形。所謂法益關系的錯誤，就是因為受到欺騙而使被害人對于法益的有無、程度、性質等有錯誤認識場合。比如醫(yī)生對癌癥患者說，你最多只能活一年，而且三個月后會有劇烈的疼痛發(fā)生，被害人因此自殺的，就屬于法益關系的錯誤，醫(yī)生構成殺人罪。學界討論較為集中的是所謂的“偽裝心中”或者“追隨自殺”的問題。前述刑法學教材的觀點認為，“一方誘騙對方相約共同自殺，而行為人根本沒有自殺的意圖，對誘騙者應以故意殺人罪定性”。對這種觀點的疑問在于，沒有自殺意圖的一方親自實施了殺死對方的行為的，構成殺人罪沒有問題。如果對方已有自殺的意思，但還在猶豫不決，鼓勵對方從而堅定自殺的決心的，或者對方已有自殺的決意，只是為對方提供自殺的毒藥等手段的，都只是屬于幫助自殺的問題，如前所述，不具有可罰性。即使對方本無意自殺，只是在得知他人愿意追隨其自殺才產(chǎn)生自殺念頭的所謂教唆自殺的情形，也只能屬于動機的錯誤。也就是說，其自殺的動機，是因為有人追隨其自殺，然而對方并無意隨他而去，這頂多只是動機錯誤而已。因為，作為一個精神上無障礙的成年人，盡管有人追隨自殺，也明白無誤地知道，一旦自殺就永遠無法再看到紅日的升起，無法再聽到鳥兒的歌唱。既然完全明白死亡的意義，就不能說行為人陷入了法益關系的錯誤。因此，除無意追隨自殺的一方親自實施了殺害對方的行為，就不能認為這種教唆自殺行為具有與故意殺人罪的實行行為等價性，而被作為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進行評價。一句話，即便在無意追隨自殺的情形，也不能因為有欺騙的因素存在，而就認為應當作為故意殺人罪處理。

在我國威逼致使自殺者失去意思決定自由的情形是會受到懲罰的，但是為對方提供自殺的毒藥等手段的，都只是屬于幫助自殺的問題，不具有可罰性，有欺騙別人自殺的可以當做故意殺人論處，以上就是對你提出的問題的回答，你可以咨詢律霸網(wǎng)的律師。